荣辱观与法律观的纠缠

　　文化视点

　　喻中

　　荣辱观分辨的是荣与辱，寄托了人们对于“善”的渴望；法律观是人们关于法律的看法与观念的集中表达，事关“群己权界”或“权利义务”，体现的是人们对于“真”的追

　　神巫时代神灵信仰

　　在古代社会或人类文明早期，譬如，在中国的“神巫时代”或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法律与神灵是相通的。那个时期的法律观认为：法律是神灵意志的体现，法律的权威就来自于神灵的权威。依照这样的法律观，敬畏法律与敬畏神灵完全是一回事，根本不能截然分开。譬如，先民们对某个图腾的崇拜，对某种禁忌的遵守，以及围绕着图腾而展开的各种仪式，既是他们信仰神灵的基本方式，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规范功能：社会秩序因此而确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而得到了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定。

　　与此相对应，那个时期的荣辱观大致就是：以信仰神灵为荣，以不信神灵为耻。倘若有人做出了渎神的举动，不仅属于违法或犯罪，同时还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唾弃，甚至千夫所指，被羞辱得无处容身。

　　古希腊时代的“爱智者”苏格拉底受人指控，被判处了死刑，控告者与判决者提供的正式理由之一，就是说他不敬雅典的神。按照现在的法律准则，“苏格拉底之死”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冤假错案”。但是，在古希腊，法律观与荣辱观自有那个时期的逻辑：不尊重神灵权威，既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也是一种通向耻辱的恶行。可见，在神巫时代，荣辱观与法律观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对神灵的信仰。

　　封建时代远离诉讼

　　在中世纪，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法律观与荣辱观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个时期的法律观认为，法律是一种惩罚性的措施，是一种不得已的恶，人们最好避而远之。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讲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言下之意是，刑罚对应的是没有羞耻心的行为，德礼则有助于唤醒人们的羞耻心；为政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道德教化，发掘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良心、良知、良能；通过强化人们的荣辱感，使人们自觉靠近仁德、远离刑罚。所谓“出礼则入刑”，就是指：对那些违反了“德礼”的人，只好用“刑法”来惩罚他、羞辱他。很多刑罚方式，譬如太史公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既是一种典型的刑罚，也是一种羞辱人格的手段。

　　由于法律与羞辱紧密相连，因此，那个时代居于主流地位的荣辱观也认为，远离诉讼就是荣，卷入诉讼、走进公堂就是耻。一个人如果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准则，是可以引以为荣的；反之，倘若背离了这些基本的纲常，既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也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至于那些依恃法律、搬弄是非、诱人兴讼的人，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否定性评价。

　　“好人不打官司”之类的说法，意味着“人的好与坏”与“是否打官司”互为因果，这就足以表明，在传统中国，法律观与荣辱观乃是一体之两面。

　　改革开放前大公无私

　　从新中国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前期，处于主流地位的法律观认为：法律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既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暴力的机器，也是刀把子、炮盒子。因此，法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于个体权利或私人利益，虽然在法律体系中也有所体现，但总是处于相对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地位。在这种法律观的支配下，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私人空间极其狭小。

　　与此相对应，那个时期的荣辱观也认为，“大公无私”或“公而忘私”最光荣，自私自利最可耻。这种荣辱观的依据就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个体利益无足轻重；国家是神圣的，个体是渺小的；国家是满园春色，个体仅仅只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在某些极端的年代，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因为“私是万恶之源”。此类的荣辱准则，恰好揭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观念：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个体利益为轻。

　　记得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一家法院担任书记员，其间，曾遭遇过一起行政诉讼。在庭审过程中，一位资深法官面对违法的行政主体与受到损害的公民个体，竟然是这样开导原告的：“虽然行政主体的行为于法无据，但你作为个体，与国家争利，总归是不好的……”这样一套说辞，已经传神地表达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法律观与荣辱观。

　　当代及未来中国尊重人权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主流法律观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迁：开始倾向于对个体利益、个性自由的保障与维护。这样的法律观无论是在合同法、婚姻法等私法领域，还是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行政许可法等公法领域，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譬如，2004年的人权写进宪法，在此之前的新婚姻法对婚姻自由的保障，以及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利的维护，等等，都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的法律观正在从“国家本位”逐步转向“社会本位”。

　　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公民个体的权利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承认，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荣辱准则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

　　一方面，在社会领域，公共舆论开始逐渐趋于宽容。无论是个人隐私还是个体偏好，只要没有损害他人、没有危及社会，一般都能得到社会舆论的理解与尊重。譬如，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延安“黄碟案”的处理结果，就与社会舆论的宽容倾向密不可分。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尚的背后，是当代中国法律观的转向：法律从重在维护国家权力开始转向重在维护个体权利。

　　另一方面，在国家领域，对于国家机构尤其是司法机构来说，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一项法律义务，甚至是一项宪法义务；但同时，它也是一项政治道德，对于司法人员来说，它还是一种职业道德或职业伦理。引人注目的佘祥林案的发生，则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保障人权为荣、以侵犯人权为耻的观念，逐渐得到了法律人共同体的普遍接受。这就意味着，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项宪法规范，也是一种新兴的荣辱准则。

　　综上所述，人类法律观的历史也是人类荣辱观的历史，透过某个时代的法律观，我们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荣辱观；反之，特定时代的荣辱观也可以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法律精神与法律观念。

　　(作者系重庆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