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授定处级”为什么很荒唐？

　　■张贵峰

　　“现在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起来。比如说，非要给教授定个处级待遇，这其实很荒唐”，“谁来引领科学创新的问题，是科学家还是官员？”“科学技术说到底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年轻同志应抓住精力充沛的时候多做具体科学工作，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日前，在采访院士大会时，许多院士纷纷对记者如是表示。（《中国青年报》6月7日）

　　教授等科技工作者而兼有各种行政级别、待遇，实在是时下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这种事情“其实很荒唐”，令众多院士纷纷不满呢？

　　我想，从科学创新的角度看，这首先是因为，“学而优则仕”的学术官本位思路，严重制约和妨碍了青年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桎梏了他们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与激情，这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文采举例说明的，“现在青年人才申请不到研究项目，很多大的项目都是所长、主任通过行政方式成为负责人，青年人在给他们打工”，“年轻的科学家，可能做了最关键的工作，但评奖的时候，可能只排在第十位、第十一位。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出书，全由年轻的博士代笔，最后这个博士可能只得到点儿劳务费，连署名的机会都没有。”

　　正当年的年轻科学家，仅仅因为缺乏“级别”、没有足够的学术之外的官位，就只能给领导们“打工”，甚至沦为后者的“捉刀客”，这样的科研生态怎能有真正的创新活力，而滋生这种科研生态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又岂能不荒唐！

　　众所周知，创新之所以能“新”，人才之新正是其根基所在，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把科技新人这一创新的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输入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并给予他们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科技创新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如爱因斯坦曾说的：“一个科学家如果在30岁之前还未曾做出伟大的贡献，那么他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做出了。”

　　很明显，如果“论资排辈”式的官本位习气支配我们的学术科研秩序，30岁之前的年轻人总因为行政级别不够而没有做出贡献的机会，那么我们的科技必然就只能是陈陈相因，乃至坐吃山空的。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他“改变了物理世界”的5篇论文时，其年龄不过26岁，而“级别”不过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个普通职员。试想，如果当年爱因斯坦也被年龄、级别所限，无法表达自己的科学观点，那还有相对论的伟大创新吗？

　　缘此，我们不难进一步看出，给科研人员附庸行政级别的做法之所以“很荒唐”，根本还在于，就科研和行政的本性而言，两者在内在品质上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前者讲究的是自由、平等，需要一种不拘一格、充分张扬个性的机制，而后者则是高度组织化的科层秩序，讲究的是“上命下从”的行动模式，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很明显，将这两者强行地捆绑到一起，必然是学术的等级化、权力化，学术成就的高低、科研水平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的级别、权力，官大权重就意味着成就大、水平高，反之则低微。

　　实际上，如果留心一下，又会发现，类似“教授定处级”这样的荒唐，不独表现在科研人员身上，而是在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各种科研机构、协会团体、学术刊物等等，以大学为例，副厅级大学、厅级大学、副部级大学，不同样也是司空见惯吗？

　　毫无疑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方略的今天，根本改变这种政学不分、官学一体的科研学术生态，扫除科技创新的体制瓶颈，已是刻不容缓。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人才辈出、成果不断涌现的繁荣的科技创新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