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艾氏9·11”

　　□熊培云

　　一

　　2006年5月30日，32岁的河南农民艾绪强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死刑。法院判决认为，艾绪强为了报复社会，采用暴力手段，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其行为已经分别构成抢劫罪、

　　无疑，对于这种肆意剥夺他人幸福自由以排泄自己心头不满的行为，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加以谴责。以保卫社会的名义，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与道德，会宽恕或纵容这种丧失人性与理智的“恐怖行径”。与此同时，我们仍应注意的是，这起被部分媒体谴责为“个人恐怖主义”的真实悲剧，因为关乎我们的公共生活，其所揭示的社会意义不可不谓意味深长。

　　没有人知道“报复心切”的艾绪强为什么会把这次“同归于尽”的行动选在9月11日。然而，倘使我们留意其中的一些细节，并加以分析，亦不难发现，这起带有“个人恐怖主义”色彩的“袭击”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

　　袭击时间选在9月11日上午；袭击地点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据艾绪强称，其之所以选择王府井，是因为“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袭击原因同样是出于跨地理、跨阶层的报复。站在法庭上，艾绪强更对自己“报复社会，报复富人”的目的直言不讳。由于自己“无法在社会生存”，索性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据称，艾绪强家在外地农村，在城里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因此对城里人产生一种很深的偏见———“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袭击手段同样是劫持交通工具，然后择准时机“自杀式”地冲向无辜的人群。艾绪强骗乘一辆出租车后在东城区灯市口附近将司机杀死，随后驾驶该车由北向南冲入王府井大街，直接造成3死9伤。据其供述，倘使车子不被停下来，他还要顺着大街一路冲撞下去。

　　此外，从袭击后的心理反应看，艾绪强一直坚持自己“报复有理”的逻辑。面对死刑判决时竟然“保持冷笑”。正如庭审法官表示，艾自始至终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悔意。

　　或许，对于许多媒体和公众而言，这种“袭击行为”不过是个“小概率事件”。当街市回归太平，人们很快会忘记这个个体与信仰甚至信念全无关系的“日常式反抗”。它血腥而平庸，与本·拉登撼动世界秩序的国际化、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行为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艾氏9·11”只是转瞬即逝的零星火花，它既不会像“拉登版9·11”那样追求“可持续”的有组织袭击，更不会让我们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战略”的宏观角度进行长篇累牍地剖析。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随遇而不安”所引发的“内爆式”报复行为理应引起我们更为深切的忧虑与思考。关键更在于，在很多情况下，由报复链条牵引而出的所谓“解决方案”让我们忽略产生社会不幸的根源，甚至可能将社会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二

　　报复离间人心，使人远离理智。我们不妨继续回到案件本身。据报道，5月30日，在听完判决后有受害者家属“非常不满意”，一是艾绪强被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他们失去亲人的现实；二是法院判决赔偿受害人及家属共计103万元赔偿的决定完全可能成为一纸空判，所有被伤害者的家属不得不面临“他死了，拿什么赔偿我们？”的困境。正是在获知自己可能获赔无望的情况下，有家属建议拍卖艾绪强的器官以获取赔偿金，理由是“不能让他就这样一走了之”。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然而，当有人提出希望通过拍卖一位死囚的器官来“惩治恶人”并“获得好处”时，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那种理所当然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让我们痛彻骨髓的东西。

　　应该说，对于上述“两种不满意”，前者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死刑存废”的诸多争论，即死刑作为“报复之刑”能在多大程度上救济社会；对于后者，即如何让一位即将死去的“穷光蛋”兑现百万元赔偿金，的确是所有受害者家属必须正视的困境，因为从公诉机关移送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有可供执行的个人财产，赔偿金很可能不了了之。然而，令人悲叹的是，为什么那些受伤的人们不从刑事受害人救济制度上力求突破，反而继续遵循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思维来解决问题呢？如有学者曾经指出，从世界通例来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济，不仅是国家应有的人文关怀，也可以说是国家义务之所在。国家应给自己的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公民被害，国家有必要承担一定责任。

　　有人指出，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力量在角逐，新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在此过程中，社会失序与分配不公平在所难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不久前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对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的问题直言不讳。对此有专家评论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报复社会”等行为，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剥夺”并不能概括全部。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像艾绪强这样失去了一只眼睛的乡下人，怀抱改变命运的梦想来到城市打工，当他连应得的工资都要不到时，显然，这更意味着是一种“绝对剥夺”。如果此时，我们将艾绪强式的反抗简单地归类为“仇富”，这既有失公允，又可能离间社群，滋养矛盾。我相信，这种所谓的“仇富”心理诉求还原为“仇不公”，也许更接近真相。

　　显然，如果我们不能从更深的社会层面寻求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报复”只能是“头痛砍头，脚痛剁脚”的权宜之计，它并不能还社会以真正健康的体魄。因为，“以眼还眼”只会让世界继续失去眼睛，而不可能真正救赎回眼睛。如圣雄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瞎子。”事实上，透过受害者亲属的眼泪，我们看到的，艾绪强所谓的“报复社会”，亦不过是鲁迅先生当年慨叹的“弱者对弱者的欺凌”；而受害者亲属要求通过拍卖死刑犯的器官以获得补偿时，不但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强壮，反而让它收获更多的残忍。

　　三

　　有专家曾谈到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老爷。前者讲礼义廉耻，讲仁爱；后者则讲朴刀棍棒，讲杀伐与报复。写作此文，我无意诋毁中国社会的文化养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复仇与报复的文化至今仍像鬼魅一般飘散于我们周身。那些热播于大江南北的“仇侠片”，更是把“报复”变相地引申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历史与人生，仿佛“被报复诅咒”。

　　美国作家雷·布莱贝利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华氏451》的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世界，消防员成了纵火者，他们烧毁了图书馆和民居，捣毁里面的书籍，从而让人们无法独立思考，而“华氏451”正是书本燃烧的温度。得其灵感，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为纪录片取名《华氏911》，意为“在这个温度下，自由也会燃烧”，以此揭露布什政府操纵恐惧使美国人失去自由。用摩尔的话来说，书本在“华氏451”燃烧，自由在“华氏911”时消失。我们同样有理由担心，当报复成为一种思维习惯，社会理性同样会在“艾氏911”中灰飞烟灭。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报复成为一种文化，并以日常的反抗与惩戒的形式出现，它可能比那些有组织的恐怖行为更令人胆颤心惊。

　　我们该如何建立一个平等、公正与宽容的社会？即使在面对恶人时，我们能否从文化与制度层面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无疑，艾绪强的人生悲剧同样是一场社会悲剧。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应积极反思的是犯罪发生的社会成因及其预防，它将远远迫切于我们对一个束手就擒的罪犯实施肉体消亡的惩罚。社会有如一片大陆，人人都在维持着自己的一角水土，并间接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生态，我们只有正视每个人的权利与苦难，平息他心底的酸辛与无望，给予希望，才能真正医治社会的苦痛。试想，谁能在一个“报复心切”的社会里追求幸福与自由？谁能在充斥“报复戾气”的绝望之中守卫安宁而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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