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初次卖淫，从轻处罚”

　　江苏省公安厅出台并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6月01日《扬子晚报》）

　　很显然，“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属于“穷人的无奈之恶”，对其“从轻处罚”当然是一种“体贴”。这种法理上对“穷人的无奈之恶”的体贴，体现了成熟文明的“理性之

　　由此因之，一个饿急的人在街上抢食物吃，一个贫困潦倒的人通过偷窃或出卖肉体的方式得到金钱，一个下岗工人抢劫银行金店为了给父母看病、给子女上学……都可以“善”之“体贴”、法外开恩了？进而因身为会计而初次贪污百万千万公款是否从轻处罚？因怒火中烧而初次杀人是否从轻处罚？政府官员国企领导初次贪污受贿是否从轻处罚？

　　然而，法治社会，法律的最公平处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重的是当事人的行为结果而非其它，“特殊情况”任何时候都会有，但是，若事事强调“特殊”，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就都会形同虚设。况且“特殊情况”如何区别、如何界定？法律是准绳，不是橡皮筋。一旦出现“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那么，执行者将随意扭曲法律的尺度。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必须对法律制度保持一份尊重和敬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坚守法律底线，是通向法制社会的基石。

　　三国马谡大意失街亭，诸葛亮毅然挥泪斩之，就在维护法律的可依赖性。延安时期，革命功臣黄克功逼婚未遂而枪杀女学生刘茜。当时，很多人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战功赫赫，可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黄克功本人也几次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主席，要求上前线，战死沙场。可是，毛泽东并不因为“情有可恕”而法外开恩，亲自批示予以枪毙。我国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者从轻处罚，其初衷在于同情和挽救，但何谓“生活所迫”，何谓“初次卖淫”？是否有纵容初次卖淫之嫌？又有多少可操作性？卖淫者如果不是屡卖屡抓，证据确凿，谁会主动坦白自己不是第一次卖淫？为什么卖淫有逐渐扩散之势，与公安机关处理卖淫嫖娼事件的随意性，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

　　如果说每个公民都应对法律心存敬畏，那么，公安机关更应该敬畏法律，坚守法律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