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的中国维和警察

　　图为李国邦大使（中排右五）与我维和警察合影

　　这里是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总部的会议大厅，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18名中国驻科索沃维和警官们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昂首挺胸向冉冉升起

　　以实力赢得各国同行的信任

　　1999年6月科索沃战争结束以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科索沃暂由联合国特派团和维和部队托管。2004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科索沃维和任务区派出首批12名维和警察，同年7月第二批7名维和警察也抵达普里什蒂纳，在一年的维和任务完成以后，两批警察分别于2005年的6月和7月返回祖国，同年7月我第三批维和警察抵达科索沃。18名警察中有3名女性，主要在科首府普里什蒂纳维和警察总部中工作，从事出入境管理、战争罪犯罪调查、打击有组织犯罪等各方面事务，另有3人在距首府普里什蒂纳100多公里的普里兹伦检查站工作，两人在塞、阿矛盾最为激烈的米特洛维察市内工作。

　　中国向世界派出维和警察的历史并非很长，因此对于中国警官的能力，特别是能否胜任一些较为危险的工作和岗位，开始时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同行均表示怀疑。来自海南省边防总队的黄因红在科索沃维和警察总部的反恐处工作，该部门警官主要来自德国，工作不但繁重而且危险，因此当黄因红刚刚走进办公室时，德国同行吃惊地与他人打电话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中国警官，真的，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来了一个中国人！”显得是那样的惊讶。在这里工作的各国警察，很多人能讲两、三门外语，然而中国人的好处就在于，对于所下达的命令从不讲价钱，就是咬牙也一定要完成，因此很快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一个半月之后，黄因红即被破格提升为副队长。在前不久一次拘捕跨国犯罪集团行动中，5个行动队中除黄因红外，其他几名队长均为德国警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中国警队的队员可以说在科索沃民事警察总部获得有最高荣誉，各国警官一致认为，中国警员具备突出素质，特别在两个方面更为明显：一是敬业，二是技术含量很高。不论位于什么岗位，中国警员的工作态度和精神，没有一个外国同行不表示称赞。大楼里如果哪一台电脑出现故障，但凡看到中国警员在楼道中经过，他们定会眼睛一亮，不必再为此而发愁了。

　　祖国的荣誉永远高于一切

　　科索沃全境目前虽仍有维和部队1.6万多人，但安全状况仍是一个较大问题。由于民间散落枪支较多，加上一些跨国犯罪团伙的存在，平均每个月各种案件都在几百起，因此在这里执行维和使命，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要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中国维和警队队长吴强原在吉林省公安厅反恐处工作，到达科索沃后在维和警察的重案特案组就职，所谓重案特案，一般都是连环爆炸案、杀人案等恶性案件。据他本人介绍：“去年与一美国警察前往外地对一案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束自警局出来时即发现，对面一青年手举AK-47冲锋枪紧盯着我们，我们上车后他也开车紧随在后，过一路口时，他突然加速斜插至我们车前，幸好我当时车开得快冲过了路口，而美国警察的车辆则被别到了大树上，头部撞伤。”至于工作任务的繁重，据吴强讲，好几次都是连续36个小时不得休息，根本无法睡眠。

　　无论是任何犯罪团伙，当然都不欢迎警察的存在，科索沃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威胁警察对一些案件不要进行调查，罪犯经常向警察本人或是维和汽车的周围开枪，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向你提出警告。

　　2003年期间，在普里斯顿市内工作的一名外国维和警察，开车后被歹徒安放在车底的汽车炸弹突然爆炸，当场血肉横飞，由于失血过多最终死亡。面对危险，中国警察们想到的首先是祖国的尊严与荣誉，没有一人表现出丝毫退缩。正如授勋仪式上联合国科索沃警察总部副总警监马丁的高度评价，“为了和平中国警察不远万里离开家乡和自己的亲人来到这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你们在科索沃所做的贡献得到了肯定，也让世人了解了你们，你们应当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骄傲。”

　　更觉“祖国”两字的分量与涵义

　　维和警察的任务比较艰巨，但生活条件也较为艰苦，饮食住宿等各方面均需自己料理。为了安全并便于相互帮助，中国警官们一般是两、三个人合租一套当地居民的住房，大家相互轮流做饭。由于大量维和及其他国际组织人员的进入，战后科索沃的物价并不便宜，1公斤西红柿1.5欧元，1公斤猪肉要5欧元。特别是由于北约在科索沃投掷有大量贫铀炸弹，因此队员们每天的饮水不得不使用纯净水或是矿泉水，一天的紧张工作下来，每天仅水的花费即需要两欧元。尽管工作繁重，条件艰苦，然而全队没有一个人叫苦。肩上的责任，共同的磨炼，使18个人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队长吴强记得每一个队员的生日，每到这一天，大家都尽可能地搞一个小型聚会，买一个生日蛋糕，显露一下自己的厨艺，相互道上一声祝福，尽管是那样的不起眼，但对于一个远在他乡，工作又是那样艰苦和繁重的警员来说，恐怕这是自己一生中永远都有难以忘却的生日。即使是远在外地的同志，也会用手机发给“寿星”一条温馨的祝福。

　　春节是每一个警员很早就开始唸叨的日子，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换好班后，大年三十这天一大早大家就聚到了一起，剁馅的剁馅、和面的和面，那种掩饰着对家人思念的快乐与兴奋，仿佛使大家再次回到了儿时年代。尽管没有卡拉OK，但利用电脑下载些歌曲，大家唱得仍然是那样陶醉。“出国之前对祖国这个字眼感觉还不是很深，但出来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够体会到祖国的份量与涵义！”这几乎是每一个科索沃中国维和警员最深的感受。想到祖国的强盛，亲人的期盼，大年三十之夜大家齐声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当听说我驻塞使馆李国邦大使夫妇，百忙之中要亲自前来参加授勋仪式，全队上下高兴地一个多月之前就开始做各种准备，祖国就在身边，亲人就在身边，很多人几晚都未能入睡。当天，吴强队长带领几名警员，手持鲜花前往几十里外的边境列队迎候。在大使为大家举行的庆祝晚宴上，一些出来后从未沾酒的年轻警官，高兴地第一次显现出有些失态。

　　“为祖国做出牺牲值得”

　　18名中国维和警察里，基本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个别未婚外，多数都组成有家庭，有些还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面对着歹徒的枪弹、艰苦的环境，他们从没有畏惧和退缩，然而无法为老人尽孝，不能为子女尽责，是他们工作之余最感内疚的自责。

　　艰苦环境中，女性往往要承受更大的体力与心理压力。中国警队中的三名女性，在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工作、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朱英华年龄最大，家中儿子已经6岁，只要想起孩子就忍不住要掉眼泪，然而同事的劝解使她深感宽慰：作为一个警察你是好样的，儿子将来一定会为你感到自豪的。朱英华每周都要和儿子通几次电话，仅电话费就是很大一笔开支。电话中妈妈与儿子商定，两人比赛看谁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马晓婷来自于北京西城公安分局，不但爱人是警察，60多岁的父母也曾经是老公安干警，面对着女儿的远行，老人们尽管内心忐忑，但一生的警察生涯以及为祖国承担的责任，导致两位老人不愿在女儿面前落泪，仅仅提醒她要多多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身体。自打知道女儿要前往之日起，父亲即开始特别关注科索沃以及一切有关维和的消息，已经成为女儿的义务信息员。来自山东烟台的傅丽元，是不多的几名未婚中国警员中的唯一女性，出来前局长专门找她两次谈话，已经30多岁了，出去后个人问题势必会有所耽误。然而傅丽元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家庭可以晚一些组合，但是担任联合国警察，为祖国效力，这却不是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遇到的机会，对我来说这一机会太珍贵了，我一定要去。”“你个人觉得值得吗？”记者问。“作为一名警察，我能代表自己的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尽力，向世人展现中国警察的风采，实在是太不容易，太值得了！”

　　“出来后才更加感到，作为一名警察，能够代表国家在艰苦地区执行维和任务，它决不是一简单的个人行为，自己的身后是整个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支持。”在北京公安局刑侦总队工作的王学民，对此感触颇深。女朋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做护士，本来2003年就要结婚，因参加维和警察的选拔和培训，不得已而推迟。2005年买好房子准备在国庆节结婚，结果7月派往科索沃的任务下达，结婚又不得不再次作罢。使他深感欣慰的是，对所有这一切，女友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坚决支持。正当他担心刚刚购得的新房装修如何完成时，女友却来信讲，当住房小区的邻居和领导听说，她的男朋友是一名维和警察，代表国家在科索沃执行维和任务时，大家纷纷对她说：你朋友是代表国家在执行维和任务，装修我们包了，只要有需要，我们随时就到。结果装修所需的水泥、沙子、磁砖，都是小区居民帮忙给搬上去的。“尽管我们素不相识，然而大家却肯如此帮助，仅仅因为我代表着国家在这里执行任务，所以自己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一定要利用这有限时间多学一点东西，回去后更好地为祖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