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遏制科学不端行为要有监察机制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代表学部主席团呼吁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制度、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和科研学术道德教育制度等。

　　路甬祥院长的呼吁正当其时，因为国内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屡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种行为包括论文造假、抄袭、学术剽窃和欺诈、虚报成果、夸大成果、压制

　　尽管中国科学院学部在2001年就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并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但由于现实中科学不端行为涉及很多部门和领域，因此有必要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

　　建立这一制度可以向发达国家监督科学不端行为的制度学习，以严格和严厉为准则，一经查实，就将永远向行为不端者关闭科研和就职的大门，让科学共同体所有人意识到，科学不端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要用一生的惨淡和失落来抵偿。当科学不端行为的代价远远大于获利之时，科学不端行为才有可能大大减少。比如，皮尔斯和张伯伦在《英国妇产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子宫外孕重新植入的论文造假于1996年被揭露，随后又查出他们还有一些论文造假。结果造假论文全部被撤回，皮尔斯被解职，随后英国医学委员会（GMC）又将皮尔斯除名。而张伯伦则被迫“退休”，辞去全部职务。他们造假的后果是使自己在学术界再无立身之地。

　　同时，还要在学界建立严格的科学成果审查制度，尽量把科学不端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比如《科学》和《自然》杂志采用的同行匿名评审论文制度。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可能埋没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因而如何操作是科学界要下工夫解决的难题。

　　还有，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有弹性的科研评价体制。因为，尽管科学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道德低下，但是，不当的评价机制和不切实际的压力同样是诱发科学不端行为的重要原因。韩国研究人员黄禹锡的造假原因有很多，但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氛围同样给黄禹锡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按心理学的解释，在不能承受的重压之下，一个人如果不精神崩溃，就有可能逃避和转移。而造假则是压力转移的有效方法之一，尽管这是短暂的和不切实际的逃避。同样，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建立实际可行的人性化评价标准，也会减少科学不端行为的外部诱因。科研人员最有切身之痛的莫过于在不科学的量化标准下与自身衣食住行相关的考评，一旦完不成任务，就有衣食之虞。而中山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该大学教授朱熹平等人已经四五年没有发表过论文，却最终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这与中山大学学术评价机制的科学和宽容是分不开的，因此中山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

　　当然，有效监督和减少科学不端行为也有赖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而建立对科研人员的科研学术道德教育制度同样是提高学界中人自身约束能力的因素之一。只有方方面面的监督到位并产生实际效果后，科学不端行为才能被有效遏制，中国科学的未来才大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