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央日报》停刊的警示作用(叶治安)

　　自中国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以来，《中央日报》一直被公认为是新闻界的重镇之一。而且不管是在1949年前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报，还是落户台湾后作为国民党在岛上的第一媒体，《中央日报》在它问世的78个年头中，始终保存着它在海内外所享有的权威性。2003年海湾战争时，美军批准的500名随军采访记者中，中文媒体仅四家，新华社、《中央日报》、《苹果日报》、凤凰卫视，这也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该报在国际新闻界的地位。可是今天，它却在平静中黯然出局了。之所以说是“平静中黯然出局”，那是因为该报停刊不仅仅在

　　但是，在海峡两岸的新闻界、在世界华文媒体的同道心上，在了解历史和懂得发展的人们思想中，《中央日报》的出局，还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震撼力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该报不仅记载了迄今为止国民党的宣传史，同时还是一个时间段里中国近代史某个侧面的反映。所以《中央日报》的停刊，揭示了现代媒体发展的两个重要问题：1、媒体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所具有的内涵；2、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一些本质属性。而认识到这两点，对我们大陆媒体的运作和进步则是不无裨益的。

　　从一个宽泛的角度去审视，《中央日报》的停刊，就像业内人士说的，首先是“败给了时代”。多年来《中央日报》一直是依靠行政新闻资源而不是借助公意进行办报的，即使在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之后仍保持着这个传统。如此长时期的抱残守缺使它游离了真正的社会舆论中心，再加之陈腐、模式化的传播形式和内容，使能享受多方资讯的社会公众终于失去了兴趣。据悉，由于“《中央日报》的办报特点使得它在选择新闻时少了些许客观的立场”，所以即使是国民党的高层，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主流媒体”的代表《中央日报》，而是亚主流一档的《中国时报》抑或《联合报》等。勿庸置疑，作为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肯定是要担纲党的发言人、传声筒一类的角色的，但正是因为这个角色的戏份实在是太重太多了，比例完全失调了，所以就使得作为媒体应该有的监督性和公正性以及客观性大大缩水，这在现代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的。而且由于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网民一族”正急速壮大，平面媒体如果没有什么新招和高招，那么在行业竞争中逐渐萎缩和直至“平静出局”则是自然而然的。

　　而从现实角度论，《中央日报》的出局，则是“输给了商业”，这也可理解为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跟进。严格地说，媒体，特别是现代媒体，除了地缘政治社会赋予它的属性之外，还有现代商业社会强加给它的内涵，由于这个内涵，所以媒体的运作就应该属于是一种市场经济范畴内的社会行为。因此，在享有平等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规定和迫使所有的运动员必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公正、公开地参赛，不但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大众层面的认可。而《中央日报》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地落伍了，几十年如一日依赖党的经费喂养，长年积累的堕性使它搏击市场的功能低下，根本无力与人争锋，即使有一点“市场行为”，也是一种形而上的摆设，不解决实际问题。由于读者日复一日的流失，受众面年复一年缩小，商业运营上的落败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一俟失去国民党的财政支持，除了降幡退出外，别无其他出路，这是“市场不相信眼泪”的一幕真实写照，也是现代商业社会法则的具体体现。所以，社会有识之士和业内权威人士一致公认，《中央日报》的停刊，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一次失利，而是市场经济法则对经营不善的实体，或不善经营的实体一种裁定。

　　《中央日报》的停刊，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是可悲可叹的，至少对它麾下的记者编辑和员工来说是如此，因为我知道就像我们这儿的“主流媒体”一样，该报肯定聚集了不少媒体精英，他们都愿意也竭力想在“主流媒体”中一展身手或有所作为，但现在只能是“良禽再择新木”了，而这个“新木”优劣如何，能否施展本领，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就像一位我的同道朋友说的，新闻从业人员人员受工作年龄的限制太明显了。

　　本篇成文时，看到《东方网》报道：由于6个月发不出薪水，坚持“台独”立场的《台湾日报》宣布7日起休刊。而该报也已于6日发表声明称：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向银行办理联贷不顺利，资金短绌，经营遭遇瓶颈，不得不决定暂时休刊。

　　市场经济的法则是铁面无私的，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