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日报：勿使高考变成当代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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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考终于结束。

　　八百八十万试图以“一考订终身”而彻底改变命运的学生高考大军，不仅可创下世

　　曾经被近代教育思想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封建科举制度，正似乎被高考制度所继承，并被全民参与的狂热演绎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毋庸置疑，中国的大规模统一考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曾发挥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隋唐开端的科举考试，在一千三百年前自然是比“九品中正”的荐举制度开明和公正；半个世纪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施的全国统一高考，也曾发挥过选拔优秀高中生以培养精英人才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对比“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学”，更是让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也应该看到，当年封建科举八股考试制度是由国家(朝廷)直接录取治国人才的公开渠道，而现今的高考制度，却是国家设置的“人才门槛”。

　　也就是说，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只有通过了高考后，才有机会跨入“人才门槛”，得以继续深造而成为“人才”的可能，否则，只能沦为不是人才的普通劳动者。

　　于是，整个社会几乎都在围绕着高考转：交通管制警车开道，警力协作高度临战，医疗服务待命前线，建筑禁噪娱乐静音，气象服务网开一面，水电煤气确保高考，餐饮饭店质量把关，行政命令不得违抗，破坏高考严惩不怠。

　　“考试呵护风”更为普遍：家长不惜代价确保子女应试成功，起早贪黑陪吃陪读陪睡，鞍前马后任其随心所欲，子女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学校为了高考排名榜，绞尽脑汁制造应试技术，考试题目、考试资料、考试经验、考试技巧等层出不穷，天天围着考试转，大有以学生高考论学校排名及教师优劣之势。“高考扰民”现象，在各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行的素质教育，曾试图把教育还原为育人为本的社会活动。然而，素质教育之所以如此举步维艰，正是由于有限的教育资源与无限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虽然近几年来高校不断扩招，但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供给不足和分布不均使得无论是老师、学校还是家长都陷入“考核”的误区，使得操作简单的“升学率”成为唯一可行的评价标准，而难以量化的素质教育则只能作为“口号式理想”而束之高阁了。

　　今天，当知识经济时代来临，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当社会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人才时，统一的、单一的高考制度，已不能起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因而，“培养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应该回归教育的本义，这才是中国教育的长久之计。（摘自《澳门日报》6月12日社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