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整治交通有量化指标

　　景蔚作品集

　　自上海市整治行人乱穿马路、非机动车乱闯红灯的“两乱”工作开展以后，市民反映强烈。最近读到新民晚报公布10个中心城区60个监测路口的“交通文明综合指数”测评表，详细记录行人、非机动车管理收发率、自觉收发率，综合文明指数，以及60个路口的文明收发率的排位。记者还采访了松花江路、黄兴路口从第50名到第1名的实践经验。

　　整治“两乱”行动过程中，我随市人大常委会的视察组去市公安局调研，公安局的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介绍了准备推出并在报纸公布这个“文明指数”，以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现在，新民晚报上的指数测评表确实夺人眼球。

　　从表上的数据观察，自觉守法率最好的是92.63％，守法率最差的是70.33％。管理守法率最好的是99.70％，管理守法率最差的是95.18％。看来，“自觉守法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从记者的报道看，这个指数测评表在媒体的公布，也一定程度督促着各个路口管理者的工作，有竞争效应。

　　行人过马路要走横道线、过马路要看红绿灯，非机动车不能乱闯红灯，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公德。自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公民行路、骑车行为也列入法的范围之中。也就是行路、骑车不仅有道德规范的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底线。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可以有量化指标，人的健康状况可以有量化指标，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学者已经设计了很多衡量社会文明水平高低的指标体系，包括诸如社区文明指标、人的快乐指标等，而人们遵守城市的交通规则，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则是一件新鲜的事情。

　　城市社会学认为，相对于农村，原先存在于农村的血缘、地缘、人缘、族缘、乡缘关系，在城市生活中已经有很大的消解，城市成为自由的象征。相对于农村，城市居住着巨大数量的人群，城市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庞大的人群尤其是陌生人在那里交汇、相处、交往、共处，这就需要法规、契约、规则的支撑，城市又成为法治的象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数量更多、密度更大，他们每天要接触花样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的事件，各种刺激剧增，可能会使人“窒息”，城市人以“分隔”和“对象化”来摆脱这种刺激，其中包括职业角色、生活区分隔、理性和货币纽带的方法，而理性纽带重要的是法治。

　　我理解这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城市文明的重要之点，就是观察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是否有法制意识、道德意识。“反正别人也不认识我，越轨一点也无关紧要”，这是相当数量人们的“一闪之念”。城市交通的红绿灯点，是各种以不同方式在城市活动的人流相互交汇的集中地带，“红灯停，绿灯走”，人车各行其道，遵守规则，是城市有序状态和文明水准的标志性反映，因为这个场合，面对的主要是陌生人。社会公德的很起码的要求是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乱抛纸屑果壳，可是，我们从十几年前的大规模宣传“七不”规范，到今天的全民整治“两乱”，社会花了多大的精力和成本，在干这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啊！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两乱”现象一直成为顽症难以治好，不少人认为“法不责众”，难以解决。这次上海开始整治“两乱”，表明我们有向“千百万人陋习”开火的气派。一段时间以来，市民普遍反映，每个人有了自我的约束的要求，马路上的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现在我们又有了整治的量化指标，我想，尽管它覆盖面有限，还是一种借助媒体将之“放大”的警示性指标，然而，有了量化指标，就会有比较和竞争，这60个道口分属于相关的区政府，60个道口的比较，意味着各个区政府之间的比较，管理的力量就会注入。当然，改善交通状况是全体市民的事情，它的文明状况的基础在每个市民，有了市民从我做起、从穿每个道口做起的“细节”把握，上海的交通整治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