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替考事件反映基层地区高中的生存危机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有一篇网文搞了几项虚拟的预测，其中一项是，几年之后，全体参加高考的学生要接受尿检。之所以有这种“幽默”，据说是因为已经有考生在吃兴奋剂。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也许聊可安慰的是，“考场干净”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低科技而不是高科技。今年高考第一天，有一位勇敢的高二学生打电话向中央媒体举报，陕西省洋县中学有老师私下动员

　　洋县中学的替考丑闻虽然没有高科技含量，但它可能触动更难解决的深层问题。要害在于，替考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举报人很明确指出，替考者都是由老师发动和挑选的，暗示了这是组织行为。而对此事“极为重视”的当地政府官员认为，“无明显证据”证明事件涉及学校或相关单位，现在只能说是个人行为。

　　但是当地官员难道可以肯定，有“明显证据”证明了是个人行为吗？进一步说，是考生的个人行为，还是老师的个人行为？稍有经验即不难看出，纯粹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很小，纯粹的考生个人行为更是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准考证的发放是有严格程序的。然而现在出现了很多替考者，他们的准考证不是街头花钱买的“假的假货”，而是从学校老师那里发出来的“真的假货”。仅此一点，还能说是个人行为吗？

　　行为必然有动机。个人如果作弊，其动机是大家都能想象的。但如果是组织行为呢？或者是组织默认、组织怂恿、组织暗示的行为呢？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是，县级教育系统，特别是其高中，遇到了生存危机，具体来说是遇到了生源危机。有两个因素对县级高中的生源发生影响。一个是教育致贫的阴影下农村生源的流失，一个是出现了高中的兼并，也就是好的高中“吃掉了”不好的高中的生源。在这两个因素的夹击下，实力不足的高中必须提高自己的高考上线率，才有可能吸引生源，才有可能收到学费。在生存危机面前，不择手段就会出现。

　　因此，洋县中学的替考丑闻，令人忧虑的不是考生个人、老师个人甚至官员个人的作弊与腐败，那都是道理清楚并且有解决办法的。令人忧虑的是，在基层，在相对落后的地区，高考已不仅是考生个人前途的问题，它与学校的财政和命运、与当地政府的形象和政绩都挂上了钩。一旦如此，高考的伦理基础就改变了。它不再是对学生个人学习成就的考核，它成了一个学校、一个地区向上竞争教育资源以及其他资源的一种博弈策略。既如此，考试的程序公平就失去意义，兵不厌诈、胜利是唯一的道理等等，才是对的了。

　　负载了如此多的其他考虑，高考因此变得多么沉重。这一切，都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有关，与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有关。这样说，并不是要为那些破坏制度的行为开脱。而是要说明，一种不公平的发展，可能会引发多么严重的问题。高考制度本身在改革，例如有高校自主招生的试验。但是洋县中学的替考丑闻提醒我们，所有的改革是不是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公平呢？如果条件好的学校和考生可以更“人性化”进入心仪的大学和专业，而类似洋县这样的地方，考试日益与更沉重的考虑相结合，那么原本有的差距是缩小了呢还是进一步拉大了？

　　洋县中学的替考丑闻已经败露，查清真相，处分责任人，相对而言并不困难。难的是，怎样拯救那些本来学习优秀却又误入歧途的替考者，怎样使他们重新相信高考是公平的制度，怎样使高考不至于继续沦陷成为使人“道德向下的竞争”。换言之，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最重要的着眼点。因此，成年人之间的相互推诿责任，才是最坏的结局。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