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4年前在湖北省率先实行的“命案招标制”，已于日前悄然废止。该局负责人透露：“命案招标制”已被另一套命案侦破机制——“三主五长制”代替（6月12日《广州日报》）。2002年8月，武昌警方推出“命案招标制”：中标者可自行挑选探员办案，破案前按中标办案经费的5％向分局缴纳保证金。在规定期限内破案，中标人可报请升职，剩余办案经费可作为奖金；未能如期破案，扣除保证金，必须继续侦破中标案件，其间只保留中标人基本工资，超过规定经费部分由其“自掏腰包”，这其实就是从古至今的“悬
赏破案”模式。通过经济挂钩、过期中标人“自掏腰包”的奖惩机制，来刺激警员的“办案激情”，其出发点却陷入了绕不开的多重悖论中。
细看“命案招标制”，中标人如无法按期完成任务，他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只保留中标人基本工资，超过规定经费部分由其“自掏腰包”。在这样的惩罚机制下，由于中标人要承担不菲的办案经费，那么减少损失的最好途径不是加速破案过程，而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实质上损害了命案侦破的基本保障体系，甚至有可能将侦破人员逼向另一条歧路——向受害者家属索要办案经费。
此外，“命案招标制”等于将所有责任都集中在了中标人身上，但一个案件的侦破，更需要警方内部各部门协同作战、集中资源合理分工，以集体智慧来破除案件的重重迷雾。而“命案招标制”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各立一头的“招标小组”，耗费了宝贵的办案资源，以单打独斗的形式来应对案件，结果可想而知。
“命案招标制”告终是必然的，因为它本身带来的体制性宿命——经济挂帅、忽视破案规律、分散资源，是比案件更无法破解的命题。□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