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追寻“锡龙”足迹

　　新华网堪培拉6月13日电 通讯：在澳大利亚追寻“锡龙”足迹

　　新华社记者 米立公

　　“中国工人很会干活。他们用镐挖渠，侧着身子，而西方人用铁锨挖掘，正着身子，工作面宽，进度就慢得多；中国人建立了经济有效的引水系统，被誉为‘绝妙的独创’；

　　巴勒特是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市维多利亚女皇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高级顾问，是研究中国劳工在当地历史的专家。以前，他向人们讲授中国锡矿工人的故事只是作为博物馆的解说，而现在，当地政府一项宣传中国锡矿工人的项目使他的故事有了新的含义。

　　这个旅游经济项目名称很有渊源——“锡龙的踪迹”计划。中国人既然是“龙的传人”，那么中国的锡矿工人自然就是“锡龙”了。

　　1874年，塔斯马尼亚岛的东北部发现了锡。由于开采环境恶劣，当地的欧洲裔矿主开始引进中国劳工。这些大部分来自广东的中国人因有从业经验，善于合作，守规则，会种菜且劳务费低而被选中，成为最早开发塔斯马尼亚州东北部的先驱。10年后，中国人达到了约1000人，成为最大的非欧洲裔的开发者群体。他们开挖的矿点都是贫矿和小矿，而且位置偏远。中国人从矿主手里租得土地和水源，并从收益中提成。他们表现出来的勤劳和聪明才智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世纪90年代，锡的价格开始下降，表层锡矿已经开采得差不多了，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带来先进的机械设备，中国劳工的传统开采方法开始不管用了。于是，中国劳工陆续离开了这个地区。一些人到了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工作，一些人回到中国。那些财力微薄，且无亲友帮助的人，只有终老此地。

　　到20世纪40年代，已没有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劳工留在塔斯马尼亚了。现在，当地已无人能完整讲述中国劳工的辛酸故事。而且，劳工留下的遗迹并不多，他们对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及对塔斯马尼亚和当地人们的看法，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劳工在当地安眠的一些墓地恐怕是他们所能留下的最久远的纪念物，令研究者感到遗憾。

　　中国人给当地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一座“关帝庙”。这个庙现在属于维多利亚女皇博物馆，由巴勒特看管。

　　当年，中国人离开后，塔斯马尼亚东北部的一些镇子变得冷清、荒芜。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一个中国人留在韦尔德伯勒，看守着“关帝庙”，他叫ＨｅｅＪａｒｍ（中文名不详）。年事已高的他，终日期盼回到中国。后来他来到了朗塞斯顿，请求市政厅能接受这座庙宇。于是，这座庙里的东西其后就被搬进了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正门的左面，就看到一个中国式建筑的门脸，挂有“忠昭日月”、“义冠古今”和“泽及安定”的匾额，十分醒目。

　　移步入室，可见一门厅。右侧是中国锡矿工人来塔斯马尼亚的简介，以及一些历史照片。左侧是几件精制的工艺品，墙上悬有几块金色木质镂雕。正堂约有50平方米大小，正中供奉关公形象，前有木雕香案，两侧有帅旗和仪仗器具等几十件文物。墙上有匾额十几面。一些文物标有“光绪九年”、“粤东佛山”等字样。

　　塔斯马尼亚州在几年前就筹划追寻“锡龙”的踪迹，其主要目的是开发旅游，促进社区建设，并希望以此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州长保罗·伦农2004年7月宣布开发“锡龙”旅游线路。

　　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广泛支持。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说，该委员会鼓励各个社区增加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了解。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霍华德2004年8月亲自宣布向该计划提供政府资助，款项可达210万澳元。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包括塔斯马尼亚大学和林业部门等50多家机构的支持。

　　根据多塞特经济发展集团2004年提供的一份报告，开发“锡龙”资源每年能给这一地区增加6万名游客，带来90万澳元的收入，更能跟当代中国建立文化和经济联系。

　　根据计划，“锡龙的踪迹”沿线各地将广泛讲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矿业活动、贸易活动及他们对当地带来的影响。这一计划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向人们讲述当今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间、商业和社区间的关系和交往。根据计划，研究人员将大量收集当地人流传下来的有关中国锡矿工人的故事，对遗迹进行记录并保护。此外，还要寻找中国锡矿工人的亲属并建立联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