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何“高水平博士不多”

　　■郭之纯

　　国内学界再遭重磅炮轰。6月12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批评道：“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则直陈：“我国学术界人才成长的环境宽严失当，该宽的地方不宽，该严的地方不严，到了比较浮躁、比较肤浅、比较浮夸的程度。”（6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两位重磅人物所指出的现象固然是一针见血，但不知为何，在就其形成原因和应对之策上，却触及不深。为什么高水平的博士不多？为什么学术人才成长的环境会宽严失当？张保庆给出的原因是“导师有问题”，导师水平不够，给博士生指导方向有误，而且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郭传杰给出的对策则是：“科教管理者应该负起责任，营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在笔者看来，如此归咎和建议，好像太过“温柔”和隐晦了些，还是没有打到“痛处”。

　　其实，当前高水平的博士少，当前人才成长环境失当，所谓“导师水平”、所谓“文化氛围”等，都只是表面原因。当前学界之所以弊端多多，每况愈下，从论著炮制到项目分配等方面均是一地鸡毛，根子还是在管理体制。

　　学术贵在独立和自由，学界贵在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尊严标准。但是，由于行政力量对学界的过多干涉，我国的学术迄今都没有脱离行政的襁褓，学界一直被功利思维牵着鼻子走。在官僚体系影响下，要搞“学术”往往需要先弄“权术”———否则你可能就拿不到项目和经费；要做“学人”往往需要先设法做“官人”———否则你可能就人微言轻，得不到支持。

　　此风日渐，此毒愈深，已经不仅仅是“学术借力权术”的单向度问题，有相当多的“官人”也开始觊觎学术帽子。张保庆所批评的“很多当官的也要弄个博士头衔”，以及前段时间曾经遭受舆论猛烈抨击的“科研项目圈钱”现象，正是此种状况的写照。

　　在这种氛围下，那些只顾在书斋中做研究的博导拿不到项目，从而“瞎带”博士生，于是“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也几乎就是一种必然。是啊，总共就那么些“粥”，却来了一大堆充数的假和尚，真和尚怎么能不饿肚子？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久而久之，真和尚也变假和尚，或以假和尚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混日子，或许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