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招标制”告终的体制性宿命

　　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4年前在湖北省率先实行的“命案招标制”，已于日前悄然废止。（6月12日《广州日报》）

　　2002年8月，武昌警方推出“命案招标制”：中标者可自行挑选探员办案，破案前按中标办案经费的5％向分局缴纳保证金。在规定期限内破案，中标人可报请升职，剩余办案经费可作为奖金；未能如期破案，扣除保证金，必须继续侦破中标案件，期间只保留中标人

　　这其实就是“悬赏破案”模式，但“悬赏破案”通常的适用对象是民众，执法机构通过经济悬赏的途径，发动民间信息资源，加速案情的侦破进程。

　　然而，当执法机关内部也复制起“悬赏破案”模式，以此刺激警员的“办案激情”，其出发点却陷入了绕不开的多重悖论中。

　　看上去，招标制的优点是责任明确，中标人就是侦破案件的直接责任人，破案的功劳归他，破不了案的责任也由他承担。但由于中标人无法按期完成任务就要承担以后不菲的办案经费，那么减少损失的最好途径不是加速破案过程，而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办案开支”。这种“断其经费”的做法，损害了命案侦破的基本保障体系，甚至有可能将侦破人员逼向另一条歧路———向受害者家属索要办案经费，以维持必要开支。

　　“命案招标制”的第二大“形式优点”，是限时、限期破案，避免了破案过程的久拖不决。其实，任何一个稍具理性的人都明白：一宗案件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细微的外部或内在因素干扰，都可能造成案件侦破难度的大大提高，因此办案人员需要拥有足够的耐心。

　　“命案招标制”等于将所有责任都集中在了所谓“中标人”身上，但一个案件的侦破，更需要获得警方内部各部门协同作战。而“命案招标制”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各立一头的“招标小组”，耗散了宝贵的办案资源，以单打独斗的形式来应对案件，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武昌区公安分局也承认，“命案招标制”实施当年，通过“招标”成功，仅仅破获两起命案。“命案招标制”的功利性过于浓郁，多次违背“科学办案”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命案招标制”告终是必然的，因为他本身带有的体制性宿命——经济挂帅、忽视破案规律、分散资源，是比案件更无法破解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