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开掘中国第一资源

　　在日前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创新思维。当务之急是，清醒地认识我们开掘“第一资源”的紧迫性，并为开掘“第一资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变人口负担为人口财富，把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即使与50年前、30年前相比，我们在培养造就顶尖人才方面也存在不小差距。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周培源、竺可桢、茅以升、邓稼先……以及此后的周光召、宋健、朱光亚、陈景润、袁隆平、王选……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而且也赢得了世界科技界的尊重。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但为什么人们并没有明显感觉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呢？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源于强烈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激情，富于追根究底的求索精神。在全部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创新突破，无不源于对固有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正是因为有了哥白尼对托勒密宇宙体系的背叛，有了伽利略对亚里斯多德物理理论的怀疑，有了爱因斯坦对牛顿经典力学的超越，才有了科学苍穹中永远闪烁的点点繁星。然而，在我们现实的科学评价与成果的同行评议中，科学家的个人年龄和学术权威往往更能左右人们的认识。客观上的循规蹈矩，无疑会带来墨守成规，带来科学创新精神的丧失。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和导引。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会有重大的人文创新导引。文艺复兴为意大利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意大利最早成为科学中心。17～18世纪，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向英国，从文化根源上说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那里有培根、莎士比亚等人推波助澜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牛顿等科学家们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提供了优越环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路易十四以来的专政制度，使科学中心转移到法国。由此可见，文化在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100多年来，科学在我国基本上还停留在作为利民强国工具的认识层面。由于我们对国际先进科学的学习往往着眼于最终的理论形态，而时常忽视科学的历史，即科学理论获得过程的研究，以至于科学越来越呈现为抽象的、枯燥的、没有人情味的数字和公式。于是，科学少了情感因素。我国的自然科学体系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需要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越来越依托于健全的创新平台。在平庸与杰出之间，最大的鸿沟并不在于个人禀赋，而在于机会。在我国科技史上，几十年前的“两弹一星”工程造就了一代科学巨人，今天的载人航天工程也同样成就了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千秋功业。实践证明，为各类富有潜质的科技人才奠定健全的创新平台，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要远比提供各种优裕的物质待遇更有意义。比如，我国航空、汽车等产业领域目前缺乏优秀顶尖人才，这不仅仅只是基础薄弱的原因，更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长期引进外国技术、生产线和产品的结果，大批富有优秀潜质的人才要么碌碌无为，要么为他人做嫁衣裳。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确立了自主创新的战略，明确了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这将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我们确信，一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必将由此涌现出来。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还来自于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应当承认，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在整体上的确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向他人学习。但学习从来就不是机械地模仿跟进，而是力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有志于后来居上。然而，目前我们的一些学者还缺乏进行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勇气和胆识，有些人不但不敢提出超越，甚至对创新一词都讳莫如深。我们不能总习惯于简单地用发达国家作参照，不能总习惯于做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工作，不能总习惯于让发达国家的学者、媒体和官员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裁决。如果一切唯本本是从，唯他人是从，那就与科学的真谛背道而驰，就不可能走到科学的彼岸。

　　“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在科学技术主导的21世纪，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只要我们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作为基准，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大力倡导和弘扬崇尚创新、鼓励创新的精神，大力提倡敢于创新、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提高各类人才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就能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就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第一资源支撑。(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