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闲话黄山市政府违法行政

　　安徽黄山市政府为部分外来投资者发放“绿卡”：给予“交通违章免责、车辆过路费免收、免除路检”等优惠，被《人民公安报》“观点链接”批判为:“一是庇护纵容少数人的交通违章，损害了交通法律法规的尊严，破坏了法律与交通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二是违法施政行政”（载2006年6月3日《人民公安报》2版）。

　　首先，我完全赞同上述的批驳，尤其是黄山市政府不仅违法行政，还赋予部分人以

　　黄山市政府发放这样的“绿卡”，除开吸引外来投资者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缘由；

　　黄山市政府公然向法律法规挑战，除开胆略之外，还有没有情理上的合理性，或者说法律法规本身恰当与否？

　　这里有个词叫“尊严”，那就从尊严说起。这里强调的是“交通法律法规的尊严”，却让我想到法律的尊严与人的尊严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法律的尊严必须捍卫，但是，捍卫法律的尊严的同时，如何确保人的尊严？谴责违法行为的时候，该不该首先注视这个法律本身有没有弊端？

　　最近读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的一篇文章：《面对规则，我们失去了尊严》，曾让我慨叹：中国的专家教授虽然是良少莠多，毕竟还是有真正有学问有良心的学者，乔新生就是这样的学者——题外话。乔教授在文中说：

　　“当我们居高临下谴责那些不守规矩公民的时候，我们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当现行的规则不被所有的公众自觉遵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不是公众，而是规则。如果那些制定规则的人无视公众的普遍意愿，制定严刑峻法，规范公众的所谓‘不良行为’，那么这样的立法者在民主社会肯定会被淘汰。

　　“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社会多元化之后公众普遍的情绪所在，仍然坚守过去的僵化观念，试图通过立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其结果不但削弱了法律的力量，而且大大地增加了执法的成本。……越来越多的道路交通法规出台，可是在这些法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尊严。机动车驾驶人员认为道路交通规则过于繁琐，动辄得咎；而普通行人则认为道路越来越宽，可自由行走的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正是在这些不良的法律规范指引下，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也生活在一个缺乏尊严的社会。我们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可是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执法成本。立法者和执法者从来都没有弯下腰去，探问匆匆行走的芸芸众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规则……我们在互相践踏之中追求法治的理想，可是却不知道，如果缺乏对人格尊严的尊重，我们将会离法治理想越来越远”

　　以上大段引用的话，其实鄙人早就说过，只不过我是小人物，说出来是“狗屁话”，会被那些版主毫不犹豫地删除。这出自知名教授又登在《检察日报》上的文章（2006年5月26日6版），应该有说服力，或许可以不被删除。

　　法律的尊严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应该是法律首先要确保人的尊严，然后，人们再去捍卫法律的尊严，严刑峻法和不人性的法律，最终的结果是“肯定会被淘汰”。然而在我国，不得不承认，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公众的期待、“公众的普遍意愿”相差太远，是典型的“坚守过去的僵化观念，试图通过立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的规则，从而让“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尊严”。这种现象又以交通法律法规最为突出。交通法规是最攸关大众的生活的，所以交通违法便成了老百姓的家常便饭，北京市交管局每天就要发出几十万份违法通知书。诚如乔教授所揭示的：“正是在这些不良的法律规范指引下，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其执法成本当然也可想而知。面对这些成为人的异化物的法律，人们怎能不失去尊严。当法律不能确保人的尊严时，应该谴责的是那些不恰当的法律，还是淘汰这样的法律的人们？

　　凡事都各有利弊，包括权大于法。中国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是个以法治国的社会，只不过，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是极少部分人的意志。在封建社会，只是起草者和皇帝的意志。在今天，除开起草者之外，也不过只是多了几千位高官和具有代表身份的、人格高尚的英雄、劳模、先进人物而已，他们的境界与大众苍生的差距太大。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间，总是会发生与公众的意愿和期待相差遥远的情况，从而使修正、超越直至践踏法律成为现实的需要。每当这种时候，有权超越法律的人便应运而生、应时而至。在这种法律与社会大众格格不入的背景下，任何以权弃法，不管是出于谋私的目的，还是出于庇护放纵的目的，至少都有它基于人性化动机的一面。当法律成为现实生活的障碍时，超越法律也就带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我是反对权大于法的，但是在中国，我同时又深深地理解和同情权大于法。我说句扫兴的话：在现行法律没有改变它傲慢的德性之前，权大于法不仅消除不了，而且还不可缺少。

　　今天中国的法律迷信已经走火入魔，一派“立法与投资齐飞，执法共赢利一色”的胜景。人们总是以为法律就能包医百病，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寄托在法律的肩上，一切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归结于“法制不健全”、“法律观念淡薄”。我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出台禁酒法后，地下卖酒的黑帮便迅速泛滥，以致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到三十年代解除禁酒法后，卖酒的黑帮却自然消失。其实这就跟药品一样，“是药三分毒”，任何药品都是有副作用的。任何一个法律、一个政策出台，也都会产生许许多多当初意想不到的各种情况，很多的违法恰恰是法律自身带来的。我国“现在仍在施行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222部，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法规3000多部，有立法权的省市制定的地方法规8000多部”（2006年5月11日《法制日报》）。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法规总数是4万多件，现在还不断地在加快立法！这细密繁杂的法律法规，不仅套在老百姓的头上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方便，而且，法规之间互相打架而让老百姓无辜受害。这是法律在造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恩格斯也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我们这里的法律法规，是“文化上的进步”吗？是以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立法精神的吗？

　　中国人善于玩逻辑三段论的游戏：按照想要的结论，去设定大前提，再用严密的逻辑形式去推出。当大前提为错误的荒谬的命题时，结论自然也就是错误的了，然而却因为逻辑形式的正确，便蒙骗了肤浅的人们，唬住了怀疑的人们。我们的现行法律体系也没能脱离这个陷阱，大量不合时、不恰当的法律悬在老百姓的头上，再通过大量的违法人群去实现执法者的特权与利益，并约束人们的一切僭越的企图，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诚然，依法治国是国家政治的基本前提，问题在于，我国的法律是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我国有悠久的法治传统，不过，传统的法治理念是以皇权为本、官牧草民，也就是“管理型政府”对草民的管束，平头百姓在法律上是无足轻重的，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把你杀错了，也是国家利益需要，你自认倒霉吧。可是今天，国家的治国理念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皇权为本向以民为本转变。那么，顺理成章，法律也就应该由过去习惯的“调整”转变为“调理”、“调解”，由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转变为居间调解，以方便大众的生活、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宽松有序的环境。可是我们的法律实现这个转变了吗？没有，完全没有！我们一边在高喊以人为本，另一边，无视公众情绪的落后法律又在践踏着人的尊严，在这种互相矛盾、互相抵消的现实生活里，我们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吗？现在国家正在进行法制理念教育，真正最迫切需要转变法制理念的，恰恰是现行的法律自身，否则，法律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抵消力量。

　　经过“四五普法”二十多年的法制建设，依法办事早已深入人心。到今天，已经连大学的法律院系都泛滥成灾、法学专业大学生都成滞销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级地方政府竟然还公开违法行政施政，又岂是几句“庇护，损害、破坏”的批驳就能说清的。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规则，除开一级政府还有谁敢去挑战之，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黄山市政府的违法，应该是传达给我们的法律需要更新的强烈信号。我们可怜巴巴地期盼：什么时候所有的民众都能享受到“绿卡”的待遇，什么时候才不再需要发放“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