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宣誓偏方”能否根治交通痼疾？

　　东北新闻网特约评论员 牧野雨

　　为整治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长沙相关执法机关规定，凡闯红灯者都将被要求当街举手宣誓：“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不文明交通行为，崇尚社会公德，倡导文明风尚，从我做起，不闯红灯，走文明路，做文明人。”（6月14日《光明日报》）

　　宣誓是承诺的一种外在形式，但其应有主动和被动之分，长沙执法者责令闯红灯者必须宣誓的情形，对宣誓人而言，显然属于被动之列。实际上，国人对于宣誓这样的形式并不陌生，从小至大，宣誓的经历，恐怕人人都有过。然而其中不少人都将之当作一种类似于“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纯粹形式了，比如那些作奸犯科的党政官员，哪个没有站在党旗面前进行过庄严的宣誓？可他们中间又有几个记住并履行了其当初的誓言呢？由此观之，长沙市责令闯红灯者当街宣誓的规定或举措，对闯红灯之交通痼疾究竟能有多大的矫治功效，同样很令人怀疑。

　　就宣誓说宣誓，宣誓作为一种承诺仪式，至少其在形式上应是比较庄重的。但长沙却令那些闯红灯者当街宣誓，不仅显得既草率又滑稽，而且还暗含几分对闯红灯者的训斥和羞辱之意。在这种背景下，闯红灯者的誓言尽管也字正腔圆，甚而一字不差，恐怕最终也难以达到入脑又入心的教育效果。再者，大凡宣誓，终需有明确而神圣的宣誓对象或承诺客体，比如教徒向教主宣誓，党员向党旗宣誓，可闯红灯者被责令在大街进行宣誓，其宣誓对象又指向何方呢？在宣誓对象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宣誓仪式也只能因流于形式而草草收场了。

　　实际上，包括国人闯红灯行为在内的种种交通痼疾，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长期的执法不到位之外，跟我们的交通设施缺乏人性化元素也不无关系。比如有交通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问题很难解决的原因之一。因为行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其中理性的德国人才是60秒，而英国人只有45秒，可上海街头设置的红灯时间竟长达126秒，有些城市更是达到了180秒以上。难道中国人在忍耐极限上都天生优越于西方人吗？故而国人闯红灯之交通痼疾的存在和蔓延，又何尝与此种以车为本的理念倾向无关呢？

　　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者若撇下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甚至在权力至上的管理倾向之下，不讲科学地一味蛮干，终究是很难奏效的。我们在强调提高路人法治素养的同时，执法者应具备的人文及科学素养，是不是也该首先提高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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