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湘潭市公安局民警到湘潭县检察院办事，只是因为民警的办公楼里上厕所时，没有回答一句“干什么”的问话，虽然后来说明了自己是警察，而且出示了“警官证”，但还是在湘潭县检察院里挨了打，而且被用手铐铐了一个多小时。（6月9日《潇湘晨报》）
面对这样一桩性质极恶劣、影响极坏的事件，湘潭县检察院政工科一位自称姓刘的工作人员表示：“确有其事”。然而他说，由于事发时湘潭市公安局民警并未穿警服，“穿
着便装才引起了这次误会”。在记者离开时，该工作人员再次向记者强调：“这只是一起误会，也不是什么大事。”从这样的回答里，我们确实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湘潭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心目里，一个警察在检察院里被打、被铐，只是小事一桩。
作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当然不会有意打铐警察，况且还是湘潭县的顶头上司——湘潭市公安局的警察，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确实是“一起误会”，如果被打的警察当时穿着警服，这场“误会”恐怕就不会发生。然而，在这样的“误会”背后，却让我们窥见到令我们平民百姓更加可怕的逻辑：如果被打、被铐的不是警察，而是不能穿警服只能穿便装的平民百姓，那么，在检察院里被打、被铐就不是“误会”，而是活该？
其实，在这样的偶然事件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尊严”的畸变。这种“尊严”，在很多权力者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畸型的“尊严”：公路上交警拦下卡车，说你违规超速罚款50，司机说一句“没有超速”，罚款从50变成100，再争辩几句，罚款竟变成200；农妇进书记办公室反映情况，因为不慎坐到了书记的办公椅上，竟然引起书记的大发雷霆；城管队员动驱赶小商贩，被驱赶者动作稍慢就会被施之以拳脚，谁敢要他出示证件或当地不准设摊的规定，就会连人带货一起扣留……诸如此类“以态度定惩罚”者的心态，其根源都在于把公权力演变成“高人一等”的个人“尊严”，当“低等百姓”要求与他平等相处时，就产生“亵渎了我的尊严”的畸形心理。那位警察不就是因为没有穿警服，就被检察官视为“低等百姓”，竟然敢在县检察院里对检察官的问话“置若罔闻”，岂不是对我这信检察官的大大不敬，被打、被铐，自然在所难免，只是后来才知道，被打、被铐者却是市里的警察，所以才有“误会”一说，若是百姓，就不是“误会”，而是“活该”了。
但愿我的这些分析，只是对湘潭县检察院“不是什么大事”的一起“误会”产生的一场“误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