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的“参与式发展”

　　女性观察

　　王宏维

　　最近，有报道说对中国农村100个村庄的调查发现，村委会主任由妇女担任的只占0.5％，女性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则为零。另一项“参与村民代表大会的性别比例”的调查还

　　以上数据表明，即使在大批农村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女农民虽已经成为留守农村、留守农业的主力军，但实际上她们仍然处于一种平等权利被侵犯和社会参与程度相当低的边缘化状态，与她们作为农村主体和农业主力军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我们无法想象，那些终年在田间地头春耕秋收、灶前炕尾哺幼赡老的广大农村妇女，所充当的就应是“无权”、“无言”的廉价“苦力”！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参与权被无视和剥夺，绝对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这也再次说明，解决“三农”问题及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应当凸显社会性别视角。必须面对的，不仅是中国“农业女性化”这一事实，更要看到在这一事实之下潜藏着的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她们的发展权被限制、被剥夺的情况。这样，才可能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把握住关键:农民、尤其是女农民。而要改变农村妇女只作为单纯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家庭劳动力的状况，重要的一条是向广大农村妇女“赋权”，即使女农民们恢复本应拥有的各项权力，以真正的平等权力主体身份参与和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如此，也才可能使女农民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所谓“参与式发展”。在农村，“参与式发展”就是要使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大军——农村妇女，能够拥有自主参与发展的权力，拥有参与各项决策及实施的权力，并具有分配发展收益的话语权和监督权，还有权参与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评估。只有这样，才可能改变农村妇女处于“无言”、“无权”的廉价“苦力”境地。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参与式发展”，首先须面对和着力改变的，是比在城市中更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状况，即改变广大农村妇女被忽视、被排斥、甚至发展遭遏制的边缘化情况。其次，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女婴和女童的死亡率持续偏高，显示女性在农村的生存处境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农村中还广泛存在的“男孩偏好”。利用B超技术鉴定和人为选择婴儿性别，实施女婴流产，并在营养、疾病、照料等方面只予女婴、女童较少的投入，都是造成死亡率持续偏高的原因。这种“偏好”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女性平等教育权的侵犯。据广东省2002年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所得的数据，全省农村人口中女性拥有初中学历的比男性要低12.8％，这意味着大批女性在接受小学教育后就中断学业，投入了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此次调查还显示，农村妇女在劳动就业上处境也较恶劣，即大批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不仅体力强度高、劳动条件原始，而且经济收益很低。广东全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者，有77.8％的人月收入低于500元，属于生活贫困或比较贫困的群体。在这样差的经济条件下，妇女们最基本的医疗卫生自然也无从保障，带病劳动、因病致贫的情况相当普遍。

　　农村妇女的这一弱势和劣势，无疑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与关怀，同时必须依靠她们自身以“参与式发展”来加以改变。因为只有这些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的女性，才真正了解她们自身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怎样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当地的可用资源，制定发展的规划。所以，“参与式发展”的目的，是使妇女回归至农村发展主体的位置上。而只有把这一主体真正组织调动起来，使之成为积极主动的力量，并不断增强女性自身的发展能力，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也才真正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目前，在将女性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上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适合于农村妇女的“参与式发展”项目还很有限，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高、收益较高的项目，往往很少考虑怎样适合由妇女来参与和承担。此外，对与妇女生活经验和劳动经验有关的、与乡土知识和技术有关的发展项目的发掘，也重视投入不够。这些，都需要更新观念，即更广泛地引入和运用“参与式发展”。

　　当然，这一看似“新”的、其实却很“老套”的观念，犹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实现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换言之，要实现农村妇女的发展，全靠她们自己。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