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玉红
为整治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长沙相关执法机关规定，凡闯红灯者都将被要求当街举手宣誓：“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不文明交通行为，崇尚社会公德，倡导文明风尚，从我做起，不闯红灯，走文明路，做文明人。”(《光明日报》6月14日)
宣誓是承诺的一种外在形式，但其应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责令闯红灯者当街宣誓，显然属于被动宣誓之列。被动宣誓，其效果难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且，宣誓作为一种承诺仪式，至少其在形式上应是比较庄重的。而责令闯红灯者当街宣誓，不仅显得既草率又滑稽，而且还暗含几分对闯红灯者的训斥和羞辱之意。在这种背景下，闯红灯者尽管口里念念有词，但恐怕难以达到入脑入心的教育效果。这样的措施对治愈闯红灯之交通痼疾究竟能有多大的矫治功效，很令人怀疑。
实际上，闯红灯的痼疾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民众交通意识不强、执法不到位之外，跟我们的交通设施缺乏人性化元素也不无关系。比如有交通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问题很难解决的原因之一。德国、英国等国的行人红灯时间一般只有几十秒，而我们有些城市竟达到了180秒。这种差别，与我国“以车为本”的交通理念有关。
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者若撇下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甚至在权力至上的管理倾向之下，靠不讲科学地一味蛮干，终究是很难奏效的。我们在强调提高行人法制素养的同时，执法者应具备的人文及科学素养，是不是也该提高一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