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须门”看网络匿名“专制”

　　□熊培云

　　网络“匿名专制”的出现，和心理学家笔下的“去个性化”一样，都是生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比如论坛、广场或者“密谋室”里。当狂热压倒了理智，人们难免会为了一个伟大或崇高的目标而将自己置于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像局限于一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的理智同样局限于现场，受制于周围参与者的赞同，受到了封闭性环境的支配。

　　最近，“铜须事件”引发一些海外媒体的严重关切，甚至以《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为题，指责这种“暴民现象”。

　　一

　　两个月前，一位网友声称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并在网上公布了妻子和网络情人“铜须”的聊天记录。随后，许多网民加入到这场“铜须讨伐战”中。甚至有人要“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一时间，“江湖追杀令”再现网络，在天涯社区有网友发布“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呼吁各机关团体，对“铜须”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全面抵制，要求“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至此，铜须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结合近几年来声势浩大的“网络群众运动”，有媒体慨叹“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1世纪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某位悲情丈夫通知同住一个小区里的居民自己的妻子“偷情”时，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相信无论是小区的物业，还是与其相邻最近的邻居，都不会如此满大街找人或张贴“寻找奸夫”的公告。然而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在网络上引起如此声势浩大的搜索运动？几年前，重庆“小马哥”因为一句“貌似汉奸”的话而被愤怒的网友声讨，在网民全方位的“匿名恐吓”下终于失去了工作。

　　所谓“群体并不推理”，这种“匿名专制”，更多体现于群体性的道德批判。显然，这是一种只赚不赔，也最容易做到的买卖。如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所指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二

　　早在1972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浦·金巴尔多曾经做过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实验者将若干心理正常的大学生随机分成“犯人组”与“看守组”。“逮捕”后的“犯人”被戴上手铐、蒙住两眼带到了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监狱”里。这些被试者经历了真正的犯人才会碰到的种种事情，如戴脚镣手铐、全身喷消毒剂、换上监狱里统一制作的“布袋衣”，而且，“犯人”不再有姓名而只有一个号码。“看守”也一样。然而，这些原本平等的人，因为管教与被管教的不同角色，最后都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和摆脱社会规范约束的极端行为。如扮演“犯人”的被试者逐渐变得软弱、无助、抑郁，而扮演“看守”的被试者则越来越有虐待“犯人”的倾向。

　　回到“铜须事件”，以法律的名义，其实谁也没有权利对他人的生活说三道四。然而，如上所述，当一些网民在心理上为自己穿上“狱警服装”，便会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了他人私德的“守门员”，将原本用于自律的道德作为惩罚他人的工具，甚至无视法之存在。

　　有人可能会说，在匿名条件下网民会“原形毕露”，暴露出各自的本性。在我看来，真实情况或许恰恰相反———匿名使人失去自己的“原形”。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体常常会被淹没在群体之中，当个体自我认同被群体的行动与目标认同所取代，个体便会进入“去个性化状态”，这种状态将淡化个体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降低个体责任与个人对于社会评价的关注。当自我控制力量减弱，暴力与反社会行为就随时可能出现。

　　金巴尔多的模拟监狱实验表明，当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穿着同样的制服时，个人因为不容易被识别而被湮没于匿名之中。在其他实验中，金巴尔多同样发现，在实验室中穿着白色外套并戴着头套的女性，比穿着普通衣服、佩带着写有姓名的身份牌的被试者，会对受害者施以更长时间的电击；早在此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也在相关心理实验中证明，在阴暗环境下穿上布袋装的学生比坐在宽敞教室里、具有高辨认性的学生会更加猛烈地抨击自己的父母。

　　三

　　笔者并不怀疑网络民主的价值，同样坚决反对实行“网络实名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匿名专制”广泛流行于网络文化。唾沫与血腥四溅的帖子更让我时常想起古时刑场上朝着死刑犯扔鸡蛋与蔬菜的看客，他们同样隐去了姓名，却仿佛是转动历史的主人。在我看来，互联网上人们用于匿名表达的“马甲”，同样是一种“制服”。其对于许多网民的好处在于只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淡化自己的责任。当他们以过激的言辞扰乱他人的生活，甚至使人失去工作时，他们不会感到丝毫的不安与羞怯。事实上，正是可以在“网络制服”隐身，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原本温文尔雅的才子佳人，一上网摇身一变，成为纵横江湖的游民与杀手。对自己不乐见的人和物，只欲除之而后快。在匿名状态下，个体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不被标识，推波助澜是对历史作贡献，一旦酿成悲剧，那也是众人的责任。

　　显然，和匿名性一样，责任分散同样是导致去个性化的关键。关于去个性化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吊诡，莫泊桑其实早有论述：“一个陌生人喊叫，然后突然间，所有人都被一种狂热所支配，都陷入了同一种不假思索的活动。没有人想要拒绝。一种相同的思想在人群中迅速地传开，并支配着大家。尽管人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观点、信仰、风俗和道德，但是，他们都会向他猛扑过去，都会屠杀他、淹死他，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是独自一人，那就会飞奔向前，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那个他现在正在危害的人。”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同样指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民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想做大事业的人，“就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像爱恋或仇恨或悔改，等等，而不是首先求助于理解。最好是唤起他们的回忆，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在此意义上，我们相信，所谓“社会感染”，亦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不可否认，网络“匿名专制”的出现，和心理学家笔下的“去个性化”一样，都是生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比如论坛、广场或者“密谋室”里。当狂热压倒了理智，人们难免会为了一个伟大或崇高的目标而将自己置于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像局限于一个时代的人一样，他们的理智同样局限于现场，受制于周围参与者的赞同，受到了封闭性环境的支配。

　　传播学里“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很好地揭示群体意见的自我封闭性：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进程。由于害怕孤立，人们通常不太愿意把自己真实的观点说出来。这种虚假的舆论环境导致“假真理”流行，并为那些偏离常规的行为提供某种合法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怀疑部分网络民意的真实性。就像感冒一样，这种“社会传染”是在这种封闭环境中实现的。惟有此时，我们更能体悟当人们异口同声地赞成某个观点时，打开窗户是何等的重要。

　　史铁生在《足球内外》里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应该说，互联网同样聚合了人间几乎所有的消息。所谓“网络暴民”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区分这点并不重要，设若我们能够从“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中看到不足，并在社会与心理方面加以改进，那么，这种指责并不可怕。倘使我们认真着手于这场转变，那么有关“匿名专制”与“网络暴民”的指责与省思，同样是我们社会得以进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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