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咬定改革不放松(图)

　　与皇甫平面对面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接受本报专访

　　■人物名片

　　皇甫平是谁？

　　1991年春天，《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它们的作者是“皇甫平”。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背景下推出，实为不易。这些文章阐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调，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精神，因此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震动了海内外，并为全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讨论掀开了序幕。今年春节后，皇甫平又发表了评论《改革不可动摇》，又一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与猜测。皇甫平被誉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先锋，皇甫平的评论被称作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皇甫平，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周瑞金同志。周瑞金同志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把自己的胆识、才华贡献给了中国新闻事业，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历任记者、编辑、评论员，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所著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等书，受到全国新闻界的推崇以及社会各界的喜爱。他参与撰写和编辑的评论有四篇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其中就

　　有“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代表作。

　　皇甫平系列文章，吹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坚持改革开放的冲锋号角。

　　皇甫平风云，引发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皇甫平，一个震撼海内外而带着神秘色彩的特殊符号。

　　时隔15年的今年春天，皇甫平再一次成为海内外的一个焦点。

　　周瑞金，与上述这些事与“人”紧密相连，息息相关，长久相随。他，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解放日报社原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皇甫平”！

　　皇甫平来了。

　　正当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的时候，应厦门日报社之邀，昨日他从黄浦江之滨飞到鹭江之畔。下午，刚刚下榻亚洲海湾大酒店，他就接受了本报专访，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大堆问题。

　　今日下午，皇甫平将为

　　本报开设专题讲座，题目是《新闻评论与第三次改革争论》。

　　本报记者蔡育强专访皇甫平。

　　15年前，皇甫平打响坚持改革开放第一炮

　　厦门日报：皇甫平的出现已经过去15年，但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其神秘感仍然存在。皇甫平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特殊符号，当年的皇甫平是怎样如此“诱惑”人？

　　周瑞金：1991年春天，皇甫平出现在大上海。2月15日，辛未羊年的第一天，《解放日报》的头版醒目位置以署名评论文章的形式发表“皇甫平文章”的开篇，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此文冲破了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与沉闷，以激昂的声调为改革呼喊。当时，在上海引起极大震动，并开始向全国蔓延。

　　《解放日报》打响第一炮后，大约每隔半个月，仍然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先后刊发。皇甫平的名字随着这四篇文章的轰动效应，名扬海内外，并引起极度关注与猜测。“皇甫平何许人也？”一时成了街头巷议。

　　当时，我作为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对这一组皇甫平文章进行策划、主笔，邀集了本报评论部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施芝鸿处长参与。

　　为什么要取“皇甫平”这个笔名呢？许多人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没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的家乡闽南话读音，与“奉”字谐音；这个“辅”字，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寓“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

　　厦门日报：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周瑞金：“89风波”之后，邓小平找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强调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他说，在风波中，什么口号都提出来了，但没有一句是要打倒改革开放的口号。邓小平把这一点从战略的高度提了出来；另一点是腐败问题，他提出“这次出现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要很鲜明地提出反腐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比较敏感的、比较令人忧虑的。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89风波”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清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一片对改革开放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中国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成为当时的一个焦点。我深感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确面临着一个“走向何方”的严峻而现实的课题。

　　在这关键的时刻，即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过年。他考察了上海，参观了外资企业，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要讲话。他重点强调两点，一是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讲几十年；第二个是要搞市场经济，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这些切中时弊的讲话，无疑是对当时否定改革开放论调的有力还击。

　　当时，我听到这些讲话，深深感动了好几天。凭着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起来的敏感和责任感，我深知邓小平讲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于是，我组织并撰写了皇甫平系列评论。应该说，皇甫平评论是应中国时代命运而生的。皇甫平敢言人所不敢言。当时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么多的人都知道，皇甫平文章表达的是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但还是要来讨伐。这就是当年斗争之所以激烈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倒是扛住了巨大政治压力，奋力据理抗争了一番，在新闻生涯中难得地体验了一回舆论风波、政治较量的悲喜剧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厦门日报：“笔落惊风雷，文成震神州”，有人这样评价当年《解放日报》皇甫平评论的威力，您是怎样看的？

　　周瑞金：新闻工作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它总是灵敏地反映着人心所向和时代发展趋势。新闻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而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要做改革开放的先导，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前驱作用。《解放日报》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应该责无旁贷地发挥舆论先导作用，应该首先讲，大胆讲，讲坚持改革开放。

　　厦门日报：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是“文革”后中国思想解放的开端，而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又引发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时间相隔10年，地点一北一南，两次“大讨论”的异同是什么？皇甫平文章引起讨论的焦点是“姓社姓资”，这与是否坚持“两个凡是”有什么区别？

　　周瑞金：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主要是突破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使全党端正思想路线，走到解放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开辟了道路。而皇甫平文章引起强烈反响，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姓社姓资”问题，本质是改革深入到经济体制层面上，要不要对每个问题都问姓“社”姓“资”。

　　当年拨乱反正，摒弃“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力挽狂澜的出手。终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姓社姓资”争论，也是邓小平拨云见日的高招。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是“姓社姓资”这个问题在作怪。邓小平关于“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的定调，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只要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只要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提高，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许多同志学习后都有真理标准讨论时那种“顿悟”的欣喜。这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成果。

　　厦门日报：皇甫平宣传邓小平理论，但引起激烈争论，而这争论又止于邓公南方讲话，取得了空前的大好结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周瑞金：我想这是必然的。因为改革开放是时代潮流，是人心所向，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迫切愿望。皇甫平文章发表于邓小平视察上海之后，当时我了解到邓公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精神，而且领会了他老人家所说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不仅要他一个人讲，大家都要讲，全党都要讲。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我就冒着巨大风险“炮制”皇甫平文章。但万万没想到这些文章引起激烈争论。庆幸的是，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驱散了反对改革开放的乌云。皇甫平呢，当然摆脱了被穷追猛打的困局。

　　事隔15年，皇甫平重现江湖

　　厦门日报：今年年初您发表的《改革不可动摇》，署名还是皇甫平，引起海内外再次关注甚至猜测。恰逢又一次改革大讨论，此文发表的背景到底怎样呢？

　　周瑞金：去年，有些事给我感触很深。比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社会人士联名向中央上了一份新“万言书”，要求中央撤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几个“万言书”，如《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若干因素》、《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等。这些“万言书”一脉相承，都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还有，有的以个案来轻率否定国企的全部改革，导致有些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波浪。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媒体又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国高校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如此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似乎又回到了几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恰好此时，思想理论界一些同志已敏锐警觉到当前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提笔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要说背景，这就是背景吧！

　　这次我是先在网络上发表的，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在网络上可以反对，也可以支持，还可能会成为正式的论争，而1991年则是在上海的党报上发表。这次我是作为一名退休者，依靠自己对社会的见解，发出“醒世微言”。海外媒体揣测我的言论背后的动机时，我马上在网上回应，讲清来龙去脉，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和猜测。

　　厦门日报：《改革不可动摇》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相距15年，总体背景的确大不一样，但它们之间有无内在联系？

　　周瑞金：15年来，皇甫平再度出现，这让我很感慨。我认为，两次的“皇甫平”，文章同样受到重视，甚至非议，但它们谈的都是思想解放的范畴，都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话题。当然，我觉得，这次谈的切入点比起上一次更深，过去对坚持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的东西，这次经过15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成果的检阅，我对改革开放看得更深入了。今天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就是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就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坚持的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才敢写这样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近了。

　　厦门日报：“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拐点。”这是您准确的判断，还是试探性的归纳？怎样理解这一“拐点”？

　　周瑞金：今天的“拐点”，就是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问题。容易的已经改了，改革进一步深入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度相当大。

　　今天的“拐点”，一个突出表现是市场化改革中遇到新矛盾新问题。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意见比较大。这些问题主要有国有企业改制中资产的流失，贫富差距拉大，群众住房、教育和医疗困难重重，政府腐败现象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矛盾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究其原因就是改革不够彻底积累下来的。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来到上海，了解了文章发表的背景与动机，当场肯定它的积极意义。接着，在全国“两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与上海代表团座谈，发表了推进改革开放毫不动摇的重要讲话，从根本上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定了调。最近，《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评论文章，全面阐述了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我们应当把改革的共识凝聚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上来，坚持改革开放方向毫不动摇。

　　厦门日报：改革开放难免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比如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人因此视改革为洪水猛兽，不可收拾，说是改革惹的祸。您的看法呢？

　　周瑞金：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现在，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

　　厦门日报：社会上说现在有“新三座大山”，就是您提到的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民生问题。的确，老百姓吃了不少苦头，您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周瑞金：首先我要说，什么“新三座大山”，胡扯！

　　走市场化改革道路，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取得应该肯定的进展与成果。如教育方面，在校大学生现在是每年2000万人，过去才1000万人；住房也有改善，人均面积由过去的几平方米增加到现今的一二十平方米。

　　问题是，现在是应该按照人们收入的层次，首先保证人人有房住，但不是人人都住产权房、好房子。现在大家都要买房，甚至有些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要买房，这种消费需求远远超过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

　　再者，政府建设廉租房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如果做得好就能够平息房价高的意见，满足大家需求。再比如教育，现在的关键是义务教育投资没到位。现状是义务教育经费大部分摊给地方财政，而不少地方财政特别是基层连发工资都有困难，还想让他们付教育费用？因此拖欠教师工资，向农民摊派，使得贫穷孩子上学更难。

　　还有，我们现在的公费医疗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营医院主要服务对象应该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该便宜，要不然，看病难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不过，我不是主张要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去，现在情况变了，民众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大大提高了。今天，恰恰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改革，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

　　厦门日报：您提出社会公共品供给落后于百姓需求，是当前主要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具体含义是什么？怎样来处理好这一矛盾呢？

　　周瑞金：改革初期，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国家以后，这个矛盾才会转化。但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已经起了变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了，现在由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主要从对私人物品消费的需求转到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

　　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即使是低收入人群，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也集中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住房就要求更宽敞些，有了小车就要求要有停车场，出行坐火车或坐飞机要求更安全便捷，这样住行的问题也提升为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的供给从住行到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还有环境保护等等。这都是公共品的提供范畴。

　　伴随这么多年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相比，各级政府是否考虑到要充分发展公共事业？它们对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价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等给予的关注是否足够与到位？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追求GDP的增长，放在改造城市，放在建高楼大厦上。从乡村到镇，从县城到大城市，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盖越漂亮。与此相对照，老百姓迫切要求解决的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则考虑得不够。

　　所以，要解决主要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就必须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品的需求。

　　厦门日报：贫富差距拉大，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周瑞金：我们当然不主张贫富差距过大，还是主张共同富裕，要关心弱势群体，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之义。不过，我们也要正确看待贫富差距这个问题。

　　基尼系数是西方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以后提出的一个经济概念，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国情不大符合，不必看得太重。

　　厦门日报：您怎么看反思改革？

　　周瑞金：近些年来，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是不对的。当然，不是说改革不必反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反思改革的结果。所以我并不是反对“反思改革”，也不是修正改革中的不足之处，而是主张推进改革过程中反思改革，边改革边完善边前进。

　　我认为，从整体来讲，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遵循，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在实践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反思改革，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还是很有必要的。

　　厦门日报：您在接受香港《紫荆》杂志访问时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这怎么理解呢？

　　周瑞金：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应当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主导型变为社会服务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关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解决公共品欠账问题等。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最主要方面还是好的，国家领导人并不是经济实体的占有者、垄断者。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家族控制所在国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这是最大的腐败。但是政府的角色不转换到服务型上来也是不行的，同样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有些官员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像一些地方的官员搞权钱交易，由此产生腐败暴富，群众就不答应了。

　　政府很重要的一个职能是公共管理、提供社会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做这方面的转变，但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

　　我们的经济体制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是政府说了算；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可以得到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一些生产社会公共品企业，因为利润太薄而停产。我们的社会公共品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萎缩。这是值得警惕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向社会服务型转变的决心和一些措施，财政向发展社会公共品方面倾斜，这都是值得欣慰的，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厦门日报：当今百姓最痛恨贪污腐化、官商勾结、买官卖官。权力寻租，确实给贪官污吏提供了环境与机遇。最近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再次引起震动。类似这些腐败，是改革的“后遗症”，还是改革不够彻底所导致？

　　周瑞金：这是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中产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不是改革本身的过错，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改革尚未到位的结果。

　　是凝聚改革共识的时候了

　　厦门日报：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就坚持改革不动摇发表讲话。6月初，《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评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舆论认为这些不可独立地看待，是传达了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决态度；也有人认为这还具有某种特定的现实含义。您是如何解读的呢？

　　周瑞金：中央领导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我认为这是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鲜明回答，表明了中央鲜明的态度。《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适时发表评论文章，宣传胡锦涛总书记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的讲话精神，是非常重要、适时的。现在，我们应当遵循中央党报党刊评论的精神，凝聚改革共识，不要再争论纷纭了，还是争取时间干最重要！

　　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够实现科学发展。也只有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构建和谐社会。所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进一步改革开放。

　　“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话题在这次“两会”上反响非常热烈。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科学发展，而要科学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厦门日报：如果说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已经形成共识，那么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是当务之急。

　　周瑞金：对！在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原则下，我们要发起改革的攻坚战了。当然，改革难度更大了，进入真正完善阶段更难。但我们一定要加强信心。当然，我们要注意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与协调性，特别是要总结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另外，改革要注意“普惠性”，让百姓相信改革是为了他们，真正让改革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至于还会不会出现争论，争论不可怕，现在是改革越来越成熟，凝聚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无谓的争论，挤掉了时间，人心也涣散了，什么事都干不成。邓小平说过，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现在，重要的是要把思想统一到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坚持改革方

　　向毫不动摇的讲话精神上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厦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厦门

　　厦门日报：我们在当年皇甫平的文章里读到，您在谈到加快上海开放步伐时提到深圳、厦门走在前，给予充分肯定。时隔15年，厦门经济特区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您一定有不少感慨吧？

　　周瑞金：厦门我是来过五六趟了，每趟来都看到变化。最早是特区刚刚创办时来的，现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厦门特区走过25年历程，虽有风雨，但发展很快，今天的厦门，让人们看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厦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人民走向富裕。根据最新评估，厦门城市竞争力居内地第八位、全球第九十位。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厦门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强做大厦门，提高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是当务之急。

　　厦门日报：厦门与台湾有着特殊的关系与纽带，所以厦门在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方面优于其他城市，也成了台商投资的重要基地。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发展对台经济，实现双赢双利？

　　周瑞金：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海峡两岸关系总的趋势一定朝着有利两岸人民的和解化方面发展。厦门发挥对台优势，加强对台交流合作，发展经济，为两岸和解、和平作出努力，是很有必要的。前些天，两岸又传出好消息，节日包机扩大了，厦门得益不少。今后两岸往来增加，合作扩大，厦门的贸易、旅游和房地产业也会随着兴旺起来。

　　厦门日报：福建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战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支持海峡西岸发展写进了“十一五”规划。这是继珠三角、长三角成功崛起以及环渤海湾经济圈正在形成之后，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举措，也是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的战略。对此，您有何评价？

　　周瑞金：我注意到这一战略的布局。现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经济圈发展态势喜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有利于组成以厦门、泉州和漳州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圈，特别是发挥闽南金三角的作用，优势互补，聚集合力，发展港口经济，还有引进台湾农业，最大程度地吸引台资进来。如果与台湾合作形势趋好，厦门港与高雄港、基隆港形成一个大三角，参与国际竞争，这样，对于福建来说，真是如虎添翼。

　　到厦门像回到家乡一样

　　厦门日报：听说您喜欢吃家乡温州的泥螺，厦门人也喜欢；您虽出生在温州但会说闽南话，是不是与闽南人有特殊的感情？

　　周瑞金：是的。我的祖籍应该说是闽南。早年我们的祖辈从泉州一带迁往温州平阳，讲的是闽南话，习俗也差不多。现在来到厦门，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感觉亲切、温馨。

　　厦门日报：三个学校，两个报社，一支笔，这是您对自己一生经历最具体而形象的概括。您如此走来，却风雨交加，几起几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周瑞金：说起我的一生经历，非常简单。三个学校，两个单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复旦大学毕业就做新闻工作，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干了三四十年，我这一生在新闻单位，主要从事的就是评论工作。我分管过理论、国际报道、经济报道、地方版等等，但从未离开过撰写时评、政论、专论。现在退休了有更多的自由与时间，来参与对社会的评论，抒发自己的爱与恨、喜与忧。

　　厦门日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您经历过“三次惹祸”，但仍然坚定信念，“为天地立心”，求的是什么？

　　周瑞金：我的一生有五句格言：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无为不入世，有情始做人。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厦门日报：言论是您一生的钟爱。您能谈谈言论在传媒特别是党报的地位、作用，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吗？

　　周瑞金：新闻评论是报纸的一面旗帜和灵魂，发挥时代先导作用，跟时代步伐一起前进。在近四十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新闻评论应当在改革开放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它能够扫除人们思想上的障碍，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前驱。合格的评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抓住绷紧社会的弦，政治敏感性强，触及时弊，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社会呐喊，鼓与呼。这当然要有政治勇气，理论勇气，也要讲究策略。

　　在评论工作中，我很欣赏这样的格言：“深深水静静流”。不要浮躁，细腻深入，适可而止，让自己的思想为人所接受。

　　评论要做到：求真、求新、求切中时弊。老生常谈，少谈；人云亦云，不云。

　　党报评论比较难做。现在的报纸评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配合党委中心工作的，这是规定动作，方针政策要吃透。二是要有代表群众声音的评论，揭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现在网络评论活跃，具有创新性、宽容性和主动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我现在是“闲云野鹤”，可以更加自由地做评论了。毕竟我是从穷孩子成长成党和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对国家对社会充满感情，特别注重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的幸福。退休了，但职务可退，责任不可退。我要为我们的社会继续摇旗呐喊，为改革开放助威！

　　天津电力建设公司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展示工资卡（2005年6月23日摄）。天津是2004年全国首个完成农民工工资清欠的城市，2005年也没有新的拖欠。“十五”改革在有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也在方方面面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实惠。

　　2006年6月8日，乘坐“泉州轮”前往金门的一位台北县居民高兴地展示船票。厦门与金门、马尾与马祖的客运班轮航线，已成为台湾居民往来两岸的便捷通道。

　　2006年5月22日，厦门社区的热心居民正手把手教外国友人包粽子。这种场面在厦门并不鲜见。

　　(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