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副市长陈家宝“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元”（15日现代快报），这使他对早已让底层民众苦不堪言的“看病贵”问题，有了一点切肤之痛（当然也不会太痛，毕竟他是可以报销的）。他因此感叹商业贿赂的可怕，痛斥商业贿赂的可恨。我想，如果他进而能够重拳砸向商业贿赂，努力解决“看病贵”问题，那么这“4000多元”就真的算是实现了边际效用最大化了。
看病难，看病贵，民间已经嚷了很多年了，副市长应该早有耳闻。但如果不是他恰好患了一次感冒，又恰好被这家不知深浅的医院给“宰”了一刀，恐怕还未必有如此深刻的体会。文件上的数字，总是枯燥乏味的，哪有这么生动鲜活啊？
在我看来，能够制约官员行为的因素，无非是两条：第一条是制度，第二条就是感情。制度是硬约束，感情是软约束。制度解决的是让官员不敢、不能无视民间疾苦的问题；而感情解决的则是让他们不忍见到民生多艰，愿意替他们多作考虑的问题。制度当然是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即便是在制度十分健全的情况下，也应该强调官员与民众的感情。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这个因素了——真挚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不健全带来的问题。
执政党原本是有密切联系群众传统的，其实按照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传统也是一种制度。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在强调制度建设的时候，却对“制度”进行了狭隘化的理解，把这一传统逐渐给淡忘了。时至今日，领导和群众的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已经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回忆；市长偶然乘一次公交车，就会成为一个轰动性的大新闻。官员们谈笑有鸿儒，往来皆富豪，白天文山会海，晚上灯红酒绿。底层民众的生活已经幻化为车窗外一闪即逝的风景。既然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那官员们在制定诸如下岗、拆迁、涨价等加重他们生活困难的政策时，也就少了很多心理负担。
官员要感同身受地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培养起和底层民众的感情，除了多接触，并无捷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他们“偶然感冒”肯定是不行的。有报道说，中组部决定今后要将民意调查的结果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参考因素，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步。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积极的变化。郭松民(来源：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