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真如
浙江宁波推广村级公务“零接待”制度，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村里开展工作时，不得接受所在村的公款宴请、礼品馈赠及其它消费活动，下乡干部须“自带饭票”，这一举措受到群众欢迎。（2006年06月13日人民日报）
“吃饭自己掏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曾几何时，吃饭之事由公款埋单变得越来越正常，且愈演愈激烈。甭管办什么事，先吃上一顿再说。领导下来检查工作，要成立专门
接待班子；搞个周年庆典，须策划周详应酬方案；开个招商引资会，要物色豪华场所把商招上门；一年里头，大会小会不断，开会要吃，闭会也吃。这般吃喝注定亏空财政、挥霍资源、败坏风气甚至导致犯罪，让老百姓寒心和侧目。
孔子曰：“食色，性也。”把食作为基本需要的首宗，可见吃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第一重要的。但他又说，“食力无数。”（《礼记．礼器》）食力，就是自食其力。看来，一代圣人也是主张吃饭自己埋单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曾经让我们的党和军队最广泛地得到人民的拥护，进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干部队伍里都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那时候那些下基层的干部吃完饭跟住户或集体食堂交钱交粮票既是一种规定，更是一种习惯。一些具有相当职务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也往往自己掏饭米钱，这些事情一度成为美谈。时下，我们有些官员做什么事情总喜欢讲究与国际接轨，但到了公款吃喝却来个例外。国外发达国家根本不用说，就连发展中国家印度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禁止用公款为私人消费埋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新婚不久的施罗德和家人一起乘坐他的专机去丹麦过圣诞节，堂堂一国总理也不得不替自己的妻子女儿及岳母交3700美元的旅行费。因为根据德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领导人家属乘坐政府飞机一律自掏腰包。
去年6月16日《新华网》一篇题为《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两千亿》的文章称，“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中国人的豪吃海喝已经发展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庞大的财政支出游离于权力机关控制监督之外，从而导致了人们普遍存在“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思想，在开展正常工作时，用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帐看成理所当然，反而把“吃饭自己掏钱”这样的常识看成不正常甚至认为是“冒傻气”。
“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这样耳熟能详的公款吃喝顺口溜要想成为历史，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从新拾回我们曾经拥有，但现在已经丢失的光荣传统，那就是把“吃饭自己掏钱”当成自己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