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全力以赴应对第三次就业高峰

　　继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浪潮后，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这次浪潮前锋凸至，预计今年9月达到最高点，而且要蔓延“十一五”头两年（6月19日《新华网》）。

　　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不用笔者赘述。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它涉及每一个家庭；它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因解决不好就业问题，引起

　　笔者十分同意第三次就业高峰就要到来的观点，这个看法是实事求是的。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就业刚性矛盾仍然突出，劳动力总量增加以及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原因，即将到来的第三就业高峰形势严峻，有可能超过前两次。笔者认为，第三次就业高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生育高峰时期，波及到现在。80年代后出生的人员正好进入就业阶段，使就业适龄人员绝对数量大幅增加所致。据统计，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新增岗位只有11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数量达1400万人，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100万人。据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人口，“十一五”期间可能有四、五千万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的两年，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两年。

　　面对严峻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必须采取得力措施积极应对，切实消化，否则，将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必须发挥各级政府的有效作用。解决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本职职责，是份内之事。这就要求把充分就业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各级政府要像抓GDP指标增长一样抓就业问题，要像以前考核GDP增长指标一样考核就业率的增长。把就业率提高与各级政府班子的年度政绩挂钩，与干部的选拔使用挂钩。实践已经证明，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政府的重视程度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关键因素。解决第三次就业高峰问题同样如此。

　　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我国就业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大，“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如果能够解决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就会大大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就要求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切实解决好农业问题。根本在于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提高农业附加值，吸引农业劳动力返回农村或者留在农村。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重点发展依托农村的小城镇和小城市建设，引导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在这些地区就业。扎扎实实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文章，对于解决第三次就业高峰大有裨益。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适龄人员在服务业就业。我国第三产业相对落后，这也说明第三产业就业潜力巨大。大力发展商业、旅馆、店业、运输、仓储、邮政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工商服务业等，吸引劳动力在这些行业就业。特别是社会服务业的潜力，我们远远没有挖掘出来，比如：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围绕老年人服务的各种产品和设施还远远没有健全，这给就业提供了市场。再比如教育事业，农村教育人才匮乏已经是一个争的事实，吸引大学生到农村从事教育事业，应该很有发展潜力。我国的咨询业、保险业和金融业人才相对匮乏，给高层次人员的就业提供了机会。

　　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鼓励自主创业。解决就业要遵循规律，从企业规模结构来看，开始是几万人的大企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随着社会的成熟，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解决就业的中坚力量。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显示，65%到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2004年我国就业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是个体户，它们占全部新增就业的80%。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自主创业是提高就业率的出路之一，其特点是小本、微利、资本有机构成低，但抗风险能力低，承受有关部门收费罚款和摊派的能力弱。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在税收、收费等政策上提供优惠。这些企业既是税收来源，但也不能杀鸡取卵，扼杀在摇篮中。只要把就业率切实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政府是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总之，面对第三次就业高峰的到来，我们必须多策并举，积极应对，切实解决好，保证国人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