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写球评：商业化绑架与偶像崇拜焦虑

　　文化焦点

　　本报特约记者 石勇

　　据报道，世界杯期间，“超女”李宇春以20万元的稿酬与全国16家媒体签约，开辟李宇春评球的专栏；而另一“超女”张靓颖也已和四川、天津等地多家媒体达成协议，在世

　　批评：别糟蹋球迷眼球和报纸版面

　　从批评者的观点看，他们认为，“超女”不懂足球，她们写球评是对足球的侮辱；还有“超女”的球评是“中学生作文”，大众被当成了弱智；再者是“商业化绑架”，主要是成人的球迷被当成了他们原本就看不起的幼稚的“玉米”、“凉粉”们。

　　一位叫“一剪寒梅”的网友的言论很有代表性。该网友在其新浪博客中写道：“超女写球评，这是媒体极其媚俗的手段……有一批不看球，只看超女的人，为了看超女的文章而看球评，这就会给媒体带来大批不懂球的读者。所以超女写球评，受益的是媒体和超女，受到糟蹋的是球迷眼球和报纸版面。”此网友认为，世界杯是属于真正球迷们的盛宴，在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面前，超女和媒体最好自重一些。

　　辩护：写球评动了谁的“奶酪”

　　而包括“玉米”、“凉粉”以及一些“宽容之士”在内的人则认为，“超女”写球评无可厚非。他们认为，大家的反应有些神经质。对足球的热爱不是某部分人的专利，“超女”也可以是球迷，即使她们不懂足球，也可以参与世界杯这个盛典。每个人都可以对世界杯发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她们当然也可以。对她们写球评大加挞伐，意味着球迷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足球孤立起来。

　　另外，辩护者认为，超女写球评，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她们和媒体是两厢情愿。并没有什么规定唱歌的不可以写字，她们不存在这个“市场准入”的限制，人们应该尊重这一点。个别偏激的人甚至认为，一些人指责“超女”没有资格写球评是因为她们动了很多“文字工作者”的“奶酪”，闯进球评领域抢走了“大份”。

　　意外：“超女”变成“抄女”？

　　就在“超女写球评”的争论愈演愈烈时，突然惊爆丑闻：有网友指控李宇春6月12日发表在《上海青年报》的文章《小贝眼神难掩忧郁坚持梦想必有收获》涉嫌抄袭同是上海媒体的新民晚报特派记者晏秋秋的报道《贝弧线从天而降万人迷魅力四射》。而据《东方早报》报道，“某报体育记者”（即晏秋秋）并不认为是李在抄袭，而只是“借鉴”。

　　而更让人意外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张靓颖的评球没几篇，就有媒体撤掉了她的专栏。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超女”和以高额稿酬约“超女”写球评的媒体都陷入尴尬。如何收场，人们正拭目以待。

　　分析：偶像崇拜的焦虑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的高建军先生指出，“超女”和“世界杯”的结合反映的是商业运作中的攀附特点或借用特点，属于希图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强强联合”。

　　然而，媒体在“借用”“超女”的金字招牌时，根本没考虑它在另一个游戏规则及人们的心理偏好都不同的领域管不管用。事实上，“超女”的粉丝和球迷是两类不同的人，而且多是成年人的后者对多是小孩子的前者多有鄙视。就心理而言，球迷极不希望别人将自己与超女的粉丝联系在一起，从而瓦解其自我认同及通过这种认同而相对于“超女”的粉丝而保持的心理优势。“超女写球评”则意味着媒体将球迷看成了“超女”的粉丝，这威胁到了他们的心理生存，激起反弹在意料之中。脱离其适用界域的“招牌”只能搞砸，而无视这一切的“商业化绑架”正是典型的躁狂症的反映。

　　正如当年琼瑶的读者不会超出中学年龄，“玉米”、“凉粉”们也大多是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未成年人。从心理上看，这些人正处于“自我”建构的关健时期，而“自我”是在人与外界的互动中建构的。能够体现未成年人的喜好，“代表”他们和“张扬”他们自认为的“个性”的东西，影响了他们的自我建构。

　　“超女”这样的市场偶像由于与这些人在年龄段、喜好、生活方式、成功前景等等的联系，由此获得这些人在喜好、情感上的心理投射。他们在将自己投射到偶像身上时，也将偶像纳入了“自我”结构中，使偶像在心理上变成其“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对偶像的认同已构成他们的一种“自我认同”：偶像的荣耀、偶像的耻辱似乎都是他们的荣耀和耻辱。当偶像遭受攻击时，在心理上等于攻击到他们。如果偶像被证明是错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也是错的。因此，他们难免陷入幻觉之中而“本能”地为偶像辩护。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自己辩护，本质上是对自己的偶像崇拜给予合理化———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李宇春被指控涉嫌抄袭后“玉米”们的反应中。

　　活跃在市场中的“诸神”实际上建基于人的心理结构中。“超女”只不过是一个明显的个案罢了。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