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的回忆

　　■文/肖宁

　　阳台上那几盆不知名的植物已经又掉光了叶子，剩下秃秃挺立的枝丫。妈妈嫌它难看想扔掉，我总是坚决反对。有水，它就疯狂地窜高；折枝再插，子子孙孙便繁衍了很多盆。它到下一个春天还会重绽新芽；而人，一如消散的烟云，再无重来的机缘。大舅离开我们也已经三年了。

　　说起来，大舅是我们家的“缔造者”。爸爸常常说，大舅是他的恩师，虽然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实质上的师徒关系，只因为从事的是同一学科。爸爸又说，大舅是大媒人，当年是在他家碰见妈妈，于是两人认识、相恋，最后结婚，再后来才有了我。这些上一辈人的因缘际会，在我听来就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而大舅的音容笑貌，还能在冬日的暖阳中，偶尔浮现。他给我的那些礼物，早已经被塞在家里哪个旮旯角落，但我知道，它们结结实实地存在着，这就够了。

　　妈妈那边是个大家族，兄弟姊妹有12个，大舅是最大的，妈妈是最小的，两人差了将近20岁。众多的姑嫂妯娌中，妈妈和大舅的关系最亲密。外公去世得很早，长兄如父，大舅挑起了家族的重任，应该承受过不少的艰辛委屈，但大人们都不愿意再谈，我也一无所知。大舅妈瑟缩谨慎，像只怕光的小老鼠，精神一直不太正常，据说是文革中受了刺激；大表哥是远洋海员，常年在外；大表姐喜欢做生意，脚不着家。几十年来，大舅就这么孤单地活着，烟酒不离，特爱呼朋唤友的聚会。他性格豪爽，乐意援手，因此朋友很多，家里总是人气鼎旺，颇有孟尝之风。退休后，大舅依然不甘寂寞，四处交游，习惯性地拍胸脯揽事，后来又往往办不成曾应允的承诺，为众人所诟病。最后，大家说他光会吹牛，再不上门了。

　　亲戚们谈到大舅，也都暧昧一笑，带着些许蔑视的眼神。我常年在外求学，春节时去大舅家贺岁，他总是慷慨激昂地大谈人生社会，爸爸在一旁总是叮咛我要认真听长辈箴言，我点头喏喏，出门便忘得一干二净。

　　我读小学时，外婆身体还硬朗。每年正月初二，按闽南风俗是“请女婿”，所有亲戚都要回到老宅聚餐。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美食，鞭炮，人流，热闹非凡，还有大把的红包进账。大舅最喜欢读书人，在一帮小孩子中，我的成绩一向是最好的，因此也最得宠。除了人人都有的红包，他还会带我去附近的百货大楼当场挑礼物。有一年，我在作文竞赛中得了一等奖，大舅更开心了，拉着我四处炫耀，比他自己中奖还兴奋。然后在商店柜台前，他说：“丫头，你想要什么就说，大舅给你买。”我看中了一只电动的铁皮母鸡，它会咯咯叫着转圈，然后逐一生下4个塑料小蛋。大舅眼皮眨都不眨，就掏了10块6毛钱。抱着母鸡回去，看着表兄妹们艳羡嫉妒的神情，我别提有多得意了。爸妈看见，问了价格，神色就有些异样，当场警告我以后再不许这样。大舅笑呵呵地阻止他们，说：“小孩子呀，开心就好。”那是80年代末，我曾因为爸妈不肯买一个充气的塑料大蛇，记恨了许久。

　　大三那年春节，爸妈带我到大舅家里，他已经明显苍老了，表哥表嫂正为离婚闹得鸡犬不宁。和以前不一样，大舅讲了很多现实的“警世恒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男人是靠不住的，人总会变的，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怕了。”当时我刚刚失恋，听闻此言，如醍醐灌顶。爸妈告诉他我要考研，大舅很欣慰地说：“好，这样好，好好读书啊，我们家就你最能读了。”他很郁闷地告诉爸爸，自己多年来精心收藏的专业书，退休后要捐给学校图书馆，人家竟然不要。临走前，大舅让我进书房挑些书带回去。我选了几本，看中了一套6本港版的未删节本《金瓶梅》，但嫌重，就拿了3本。大舅劝我都带走，我没听话。出门前，又顺手在阳台折了一支油绿的树枝，大舅说把它插在土里就能活了。后来，我在学校接到家里电话，外婆去世了，没几天，大舅也跟着走了。

　　那个冬天，落寞的气息，昏暗的客厅，发黄的书堆，长立的树枝，都留在了记忆的某个角落。直到今晚，这个场景突然浮现，已是春天，差不多3年后的春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