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高考：难以挣脱的“生死结”？

　　高考结束了，硝烟仍未散去。这几天，许多家长忙着为孩子自测分数，事先选择院校。手脚麻利点的，已经有了定向目标。而自忖过不了“独木桥”的学生，或打足精神来年再战，或已经开始为谋职业而奔波。

　　此情此景，可谓岁岁年年总相似，本不必多说。不过，恰逢在美国企业任职的袁晓明君(在国内多家媒体有评论专栏)全家回国省亲，这两天到杭州，谈起来美国的“高考”(和

　　袁君的大女儿玛丽，今年正好高中毕业，暑假过后便要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小布什的女儿珍娜也在此就读)读书。玛丽在5月底回国前，最忙碌的事情并非考试，而是参加学校的高中毕业典礼。听他说，在美国最为隆重的毕业典礼，并不是授博士学位时的典礼，而是高中毕业典礼(他专门为此写了篇文章《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为何如此隆重》，见6月4日《新京报》)。为了这场毕业典礼，玛丽花了许多心思挑选礼服；按照习惯，男生早早地就要为毕业舞会邀请一个舞伴——这才是真正让他(她)们如临大敌的事儿。从毕业典礼本身来看，学校也花费了大量精力，为一千多名高中毕业生租用了当地一个能够容纳两万人的体育场。不用说，典礼现场学生和家长们的笑声一定是响彻云霄。

　　从我的理解，美国的高中毕业典礼，其实就是一场“成人礼”，虽然他们其中有的人会继续上大学，有的人开始步向社会。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们青春的一个新起点。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笑和泪，都将成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而那时候，正是国内考生挑灯夜读的紧张阶段。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恐怕是不会有更多时间来体味这人生的好时光。相比之下，这多少让人有些沉重和无奈。特别是在网上见到有毕业生以“再见了，高楼，铁窗”来描述高中三年生活，更是让我感到莫名的伤感。

　　更让我惊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的是，在美国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并没有继续上大学。按照袁君的说法是，只接受高中教育是许多美国青年的一种选择。因为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来说，高中学业足以使他们掌握面对社会和人生的基本知识和经验，而且许多工作机会并不要求大学学历。美国著名的沃尔玛连锁店的大多数店长，都是由“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员充任，因为店长一般是从售货员等基层职位累迁上来的。也就是说，在美国高中毕业生进入社会并不一定会混得很“惨”，只要适当的努力，就能够得到足以过“体面生活”的工作机会和薪酬。当然，如果要跻身于所谓的“精英阶层”，一般也要具备足够高等教育学历。

　　再来看国内的情况。日前《南方周末》以《毕业陷学债泥潭就业如镜花水月》为题介绍了西部大学生“倾家荡产上大学，出来竟是端盘子”的惨状。而类似情景，在沿海许多城市也是一个徘徊不去的巨大阴影。更要命的是，就业链条是一环紧扣着一环的。大学生就业难，最后不得不“降格以求”(如果把“端盘子”作为特殊个案的话，大学生充当“普通劳动者”则是普遍现象)，其结果势必是“谋取”了许多原本高中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也就是说，像沃尔玛店长这样的职位，原本高中学历就足以胜任的话，在国内恐怕非大学生乃至研究生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毕业生除了继续去挤高考“独木桥”，是不能和大学生形成竞争的。据6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在深圳一地就拥员工总数近20万人的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其招工条件是“中专、技校、职高或高中毕业”(其中或有水分，却能够反映其“用工心态“)，月薪却只有300-500元。这也许就是在中国部分地区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标准“身价”。前有(就业)“悬崖”，后有(大学生)“追兵”，这在无形当中加剧了高考的悲壮意味。

　　而要改变这样的就业结构，一方面是要改革和加强高中教育阶段教育，使之不单纯起着“大学预科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从人力资源分配入手，形成“大学生干大学生该干的活，高中生有高中生的去处”这样一个良性的人力资源格局。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上升渠道，也才能够相对顺畅和稳定。但是，改变目前的人力资源分配格局又谈何容易？且不说别的，在全国大学生分布不均衡，从而形成有些地方(特别是沿海大城市)人才浪费和有些地方人才“紧缺”(很多是结构性紧缺)两极分化局面的状况下，正如上文所述，在有些地方，大学生除了“端盘子”只能面对回家种田的命运，而高中毕业生除了继续求学外，只能大量进入“血汗工厂”。

　　因此，基本可以断言的是，中国目前这种大学生做只需要(甚至不用)高中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高中生成为“血汗工人”的局面，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改观。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在于高考(高考制度本身固然弊病重重，但作为一种“手段”，不必承担“道德责任”)，也不能归罪于近些年来的扩招政策(扩招政策同样值得反思，比如造成严重的高校腐败现象和造就一大批“学历次品”，但从未来着眼，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有机会——虽然因此付出高昂的成本——接受高等教育，就此而言，可以“将功抵过”)，而应该归罪于整个社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安排。简而言之，目前这种局面是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渠道无序化所致。

　　虽说如今大学生毕业后未必能够谋到一个“好”职业，但一个“好”职业的基本门槛却是非高学历不可。最典型的莫过于政府部分和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连一般的工作人员也非大专以上学历不可。也就是说，从政府的运作机构开始，就形成了非高学历不得其门而入的用人制度，以此为整个用人制度大旋涡的中心点，又逐渐向外扩散，最后就形成了今日“学历至上”(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再度兴起的“读书无用论”)的坏格局。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除了进入这个旋涡中心并适应之(因此有人不惜学历造假)，一般人并没有多少提升自身阶层地位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在这样的社会惯性下，还会有一届一届的高中生不得不收起他们青春的笑脸，忍受高考“炼狱”的身心折磨。考上了大学，无非是进入另一个更大的“生死场”，考不上的可能意味着一辈子永不得翻身！

　　交谈中，我不断望向玛丽那张健康、乐观的笑脸。6岁随父母留美，虽然还能讲一口流利国语，却俨然标准美国思维的玛丽，大抵是不会感受到国内千千万万同龄人的境况的。当然，她更不会知道，坐在她对面的这位叔叔，也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外甥女，今年也刚刚高中毕业，而自觉成绩不佳的她，已经冒着酷暑奔波在去工厂做工的路上。(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