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能背负多少不公

　　如果不是权威媒体的言之凿凿，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悲剧会在身边真实上演———由于没有能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吴方华、陈爱华夫妇在福州跳江自尽(详见本报6月12日二版)。

　　1859元，在有些人看来，它不过是一桌饭钱，是一晚歌厅里休闲的消费，是一场音乐会的VIP票。但在吴方华夫妇，它却成了压断生命之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土地欠丰、流浪

　　如果吴方华夫妇自杀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我们或许会将这悲剧归咎于他们的脆弱和不理智。但遗憾的是，吴方华夫妇并不是第一个以死来和命运抗争的人。在这之前，有医疗重压之下浙江台州的“活人送进殡仪馆”事件，而农民工因“讨薪”无望自杀也早已不是新闻。吴方华夫妇不过是这些无数绝望了的小人物中的一对，他们心中的苦痛和不甘，也是这些无数绝望了或者正在绝望的边缘游走着的小人物们的苦痛和不甘。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农民工们是最有忍耐力的一群。以为承担了多年来二元结构社会的不公的他们，同样能够承担巨大城乡差异之下的生活重压———农民工们不敢看病，因为他们看不起病，他们既没有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也不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照护；农民工们不敢维权，因为他们无法维权，他们不是城市工会组织的一员，也远离乡村宗族社会的保护；农民工的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尽管他们在为这个城市服务，但要和城市的孩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除了要承担高额的学费，他们还必须学会忍受歧视的目光。

　　是的，歧视的目光。它闪烁着，在企业的招工手册，在城市的管理条例，在地方政府的法规，在城市人的生活哲学里……久而久之，他们的生命也被视为廉价。

　　但是，农民工们究竟能背负多少不公？吴方华们默默承受着社会不公所导致的艰难生活———他们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超负荷工作，他们省吃俭用、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那是因为他们希望总有一天，他们会从不公正待遇的重压下走出来。

　　现在，吴方华们不再沉默，他们以死亡来逃避无法再担负的生活重压。在这样沉重的命题面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们每个人都为农民工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也许他们的境遇会改善一些，他们的生存空间会宽敞一些。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