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流经济学家的良心？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近来频频遭到媒体炮轰。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指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之后，《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近日也发表文章，指责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当商品卖，甚至点名批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以担任大公司独立董事的名义，捞取私利。”

　　在这些文章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

　　我记得中国在改革初期，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也许要靠摸索。可是若大的世界有许多理论可以借鉴，我们有许多专门研究经济理论的专家，这些人也要跳下河去摸石头？岂不是笑话。中国的知识份子什么时候变的没了维护真理的能力，要跟着跳河去摸石头，那么所有研究经济理论的工作都可以放弃是不是，只要闭着眼睛就可以摸到大大小小的石头。

　　良心。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失去了自己的良心。换之以知识为自己捞取好处.一旦知识只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就没有了知识的价值，缺乏了公平，就没有了真理.打着知识分子经济权威的幌子捞取自己的好处，那里还可以跟上个世纪的真正知识分子相比?用自己的私心包裹出漂亮的知识外衣去蒙蔽着政府的决策倾向与自己的利益，然后再在其中捞他一大把，这样的人，让所有的人看不起.我所钦佩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那些真正有中国人良心的知识份子。以原子弹之父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归国的知识份子，他们是杰出的中国人，如今的经济学家，许多都没有了那样的胸怀。

　　知识份子失去了自己的良心。

　　这个问题，是在一个时期对知识严重贬值而造成的后果，扭曲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认识。我这里不是为那些没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开脱，我认为，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惟利是图，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因为，社会对于知识份子有过一段时间的极端否定。大家记不记得，在一段时间里，对于知识的崇拜没有了，古时候秀才都是被人尊敬的，但是一段时间“读书无用论”曾经卷土重来，许多青年对读书的作用和价值产生了怀疑，今天70年代生的人，都是经历过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受读书无用论迷惑过的一个时代的人。

　　曾经专家是个多么高尚的称号，在人们心目中那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可是一段时间专家被打倒了，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一直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年延续到80年代，使得专家学者在心灵上心有余悸，害怕自己被人称为专家。其经济地位也一直没有恢复到过去保持的地位。在1966年以前，一个国家1级教授的工资待遇也许跟国家主席差不多少，那时侯毛主席344元一个月，一个四川大学的顶级教授工资不会比毛主席少多少。但是文革后期，工资待遇一直没有新的恢复和变动，当市场经济大潮来临的时候，知识份子因为政治经济地位的底下，一直处于没有自信的心态中。记得那时侯还有一个荒唐的讨论，就是“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吗？”最后终于有国家领导人认定：知识份子也是一种劳动！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于是，在中科院里允许成立“工会”！

　　80年代改革开放了，知识份子的心也被掀动的浮躁了，无法安心做学问。因为那时侯对人的评价发生了偏差，有一句著名的话在社会上流传着大家记忆犹新：“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谁想做狗熊？谁都不想。报纸上天天宣传的，是“万元户的光荣”。知识份子怎么办呢？大家都不要当狗熊那时候.最有破坏力的一个事实，是卖原子弹的收入一度不如卖茶叶蛋的，严重的脑体倒挂，扰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扰乱了知识分子自己心目中对自我评价的那杆秤。以往建立的价值观在严重的社会扭曲中轰然倒地，知识份子开始动用脑筋如何参与一场“走制富之路”的人民战争。

　　总不能让人说自己是个狗熊吧！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门路的人靠出几次国变成大家羡慕的“万元户”。这还是走的正道，是应该的。可是更多一般的人，是无法得到那样的机会制富的，于是在一个科学的大院里，你可以看到许多荒唐的事情：工程师在卖饺子，工程师家里宽敞，拿一间房子喂猪喂鸡......尽管后来制止了这种荒唐的“养殖事业”，但是，说明了那时侯的“科学家”的思维被社会搅乱了，没有了定力。

　　因为穷，所有的人都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一部分胆子大的人要“先富起来”，刺激着有头脑的知识掌握者，既然用各种手段都是可以的，只要是响应号召参与市场经济就可以，那么，为什么不去用知识换取财富呢？这个想法是那么强烈，在应用领域里完全可以成为吹糠见米的行动。用发明专利去换取资金？不行，行不通，因为社会根本不认可知识产权，跟本没有人购买专利，花了大量心血创造发明，都被束之高阁。在摸索靠知识制富的路上，创新之路走不通。

　　但是在另一个领域里，却走的非常的顺利。那就是经济领域的靠知识制富。一批见风使舵的经济学家在这样浮躁的环境里茁长成长，他们提出各种改革的方略，他们甚至左右了许多行业的企业发展，他们对于公司圈钱上市和其他营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许多企业来说，他们就是救命恩人。那里管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那里管什么社会改革的后果？在头脑发热，一相情愿的改革方案中，我们感到了一批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在出着不适宜中国发展的改革策略。

　　社会是需要改革的，但是，让一大批人下岗前，你得考虑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但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量的减员改革，把一个产业的职工从岗位上放到社会上去，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是他们必将成为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是改革的必然后果。在“经济学家”看来，那是别人的事，换句话说，那是你政治家的事，是政府的事，不是我的事。

　　一个经济政策改革的出台，是个系统工程，比起三峡大霸工程来，社会改革的力度和后果都大的多，当然不可以仅仅听一些“经济学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的单一建议。我知道三峡大霸在动工之前，做了很多年的科研调查，对生物、水环境、经济发展、上下游的评估，都有许多专题研究，而且是国家出的专题科研经费做的研究。也许，经济学家们出台一个主义，也要做科研调查，但是仅仅调查国外是不够的，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中国的问题跟许多国家都不一样，我们的经济学家调查的结果，是不是符合中国有13亿人需要养活这个事实呢？

　　我们让一批人先富了起来，一批人也已经富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经济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更多的人继续不断地穷下去，你自己都不希望穷，才改变着自己的经济地位，去钻营着出名和发财，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让自己的良心回归一下呢？可是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良心发现”就可以挽回的。

　　在提出“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的时候，你就应该配套给国家提出加强保护国有资产不被瓜分和贱卖的法律，但是，没有。

　　在提出“股份制”的时候，你就应该配套给国家提出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规范我国股市的建议和法律，不让股市变成一个圈钱的深渊，毁掉我们的股票市场。但是，你没有。

　　在提出“医疗制度改革，走医院私有化之路”的时候，你就应该给国家建议，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瘟疫和灾难，还有一批赤贫底层需要人道主义救助的资金问题，不要把矛盾推给医生和护士，不要引起人民群众失去救助的社会主义本质丢失的后果。但是，这方面的法律没有人提出。

　　当一些人鼓吹“教育制度是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需要改革，需要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人配套地提出，如何保障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一个宪法规定的条款的执行呢？没有。

　　因此，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论点，就是没有前瞻性的支离破碎的理论，有前因而没有后果，不是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可以证明一个事实：一个经济学家，他掌握的经济知识对于社会改革的配套理论的提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知识层面，没有能力承担整个社会的改革后果，只有掌握社会理论的一批人共同探讨出来的整体方案，才能避免社会改革走弯路。

　　经济理论研究成果走入了应用的急功近利，对于局部有用，对于社会整体改革，就不利。因为当他自己也做了既得利益的一员以后，有理由被人怀疑提出的经济改革理论是不成熟的，是有私心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踩着改革的肩膀出了自己的名，并且在维护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那样的经济理论，丧失了社会使用的价值。

　　说真话和有良心，是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但是，我却感到，在过去的20年中，许多人失去了良心，到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作者：凤凰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