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规定什么时候才是“死”的？

　　市民黄某到南宁市第二拘留所探视一位因打架被拘留的朋友，然而，他却被拘留所的人要求炒了60元的菜。拘留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周六和周日，拘留所规定不能探视；星期五是规定的探视时间，但只能跟被探视人通15分钟的电话，不能见面，如果想见面，可以按每人炒30元钱菜的方式，到拘留所的食堂与拘留人边见面边用餐；星期一到星期四也可安排见面，但必须要用“炒菜吃饭”的方式来变通。（《南国早报》6月20日）

　　读罢新闻，笔者立即想起了一句话：“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看作“办事灵活”加以赞叹。此时，笔者突然醒悟，所谓的灵活，所谓的变通，在很多时候，危害极大。

　　“规定是死的”，指的是规定具有固定、不活动的特质。对应到具体生活中，是指“把时间定死、把地点定死、把行为定死”的意思，“死”字绝无贬义。而让规定“活”起来，就是对规定的破坏、颠覆，使规定不再具有规范性、稳定性。这样的“活”，其实就是叫规定死亡。只有规定始终是“死”的，我们才能说这样的规定是“活着”的。

　　可是，在那个拘留所，“规定”因为人而“活动”了，这是借助炒菜吃饭的手段而“变通”，其终极目标无非是钱而已。在钱面前，规定活了，也意味着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这样把规定捏来揉去的例子还少吗？规定是不准排污的，可某企业是大户，执法就“灵活”了；规定是不准闯红灯的，可一些车是挂O牌的，执法就“变通”了；规定是不准公款吃喝的，可我请的就是你们检查团啊，那就“下不为例”了……太多太多，当事双方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暗喜，甚至一些领导也为自己的手下的“精明”而颔首，他们根本不会去想一个大问题：“小聪明”的背后是长远的大麻烦。

　　纵观历史，规定不是“死”的，是可以“变通”的，这是通例。比如“割发代首”。这样的“灵活”，被人津津乐道，植根于许多人意识里。偶有例外，便是人瑞——包拯不是先斩后奏冒死执行“死规定”的话，有些人就未必能斩成。可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每个人都是包拯，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规定的刚性本身——它必须是定死的、经必要程序才能更改的。

　　那么，规定什么时候才是“死”的？这就必须有这样的土壤——规定一旦成为规定，就不许有人去颠覆；如果有人去颠覆，规定之上的规定就必须发挥作用。假如从上到下的规定都会被人“变通”，我们只能说，所有的规定都活不成，它们必定会在灵活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