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是北京市慈善协会副会长，15年来他向社会各界捐赠了500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他的捐款动机及财富来源却遭到不少质疑，以至于他需要通过出版个人文学传记和约见媒体的方式澄清自己的清白(6月19日《新京报》)。
信任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际交往关系的，如亲人、朋友之间的信任；另一种则是基于相关制度安排的，这种信任常见于陌生人之间。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众
多社会交往领域中，陌生人总是多于熟人的，而唯有先建立起对特定领域中制度安排的信任，才可能产生对陌生交往对象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是制度性信任。
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拥有巨额财富的慈善家是陌生人。公众没有能力查证这些陌生人的财富来源，对于这些陌生人口述的发家史，公众选择信或不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的公信度。如果公众相信现行的市场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功效，足以保障“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脱颖而出，那么对于市场中冉冉升起的财富精英们，人们自然予以足够的正面评价和信任；反之，市场中涌现出来的胜利者就难逃被打上“原罪”标签的命运。近年来，不少财富精英开始写自传、接受媒体的访问，试图向公众自证清白。然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一方面源于证据本身的虚弱——他们的自述多半疑点重重，关键处往往语焉不详；另一方面源于制度性不信任的自我强化功能——人们已经对市场制度的正向选择功能丧失了信心，那些充满戏剧色彩的“财富神话”非但无法打动人心，反而可能引起公众更大的反感。
自我辩白的结果不过是越描越黑，这通常是财富精英们遭遇制度性不信任之后的宿命，李春平多半也无法幸免。中国的财富精英要获得公众的普遍信任，只能冀望于市场制度公信力的重建——那是一场更为困难的制度变革。
来源：《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