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38℃、41℃，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大江南北被高温笼罩；病号增多、中暑指数达“重症”，城市中还有数不清的人在发扬不畏艰苦的优良传统，与高温酷暑作斗争，场面相当感人。在敬佩劳动者的同时，一个疑问挥之不去：以血肉之躯与“火焰山”搏斗有违人性，我国法律是否给了劳动者说“不”的权利？
我国并非没有高温劳动保护的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1960年7月1日颁布的《
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是目前惟一的一部高温劳动保护的法规，然而，这个46年前的“暂行条例”，根本无法维护今日劳动者的权益。如，“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基本建设工地的高温作业和炎热季节的露天作业”以及“田间作业”。事实上，各行各业都有一个防暑降温问题。再比如，“暂行条例”规定，“夏季露天作业工人和农民，应使用宽边草帽或斗笠和白色宽大的服装。夏季田间作业，应在适当地点建立男女分设的简便厕所”，等等。显然，“暂行条例”所反映的其实是中国近半个世纪前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与今天社会发展状况严重脱节，也与当前日益多元化的行业和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关系不相适应，根本无法保障劳动者对高温作业说“不”的权利。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已经明显滞后的“暂行条例”还要暂行多久？“暂行条例”在字典里的解释是，短时间之内实行的法令规章。显然，46年是个漫长的过程，难为“暂”；不合时宜之“暂”，自然难“行”。毋庸否认，稳定性是法律法规的一个特征，但这个稳定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法律法规依然纹丝不动地“暂行”，就不是稳定性的问题，而是法律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够跟得上社会时代生活了。
不能无休止地“暂行”，必须为高温立法！近十年来，这样的呼声没有间断。令人费解的是，立法机关对此无动于衷。有人说，这是职责不清闹的。如，高温立法涉及工伤保险，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所管；涉及劳动安全，则是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的；涉及劳动卫生，是卫生部门的事。各个部门互相牵扯，没有一个部门牵头来管高温作业立法，实乃正常。
46年的“暂行”，不仅再次验证了部门立法之弊，也暴露了立法机关为民意识的缺失。对生命的敬重与关爱，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是一切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诸多高温死亡的冤魂，面对劳动者渴望降温权、休息权、安全权的眼睛，立法机关还有什么理由让“暂行”了46年的“古董”继续“暂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