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不是回到过去（大势）

　　中国复兴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将“回归”过去，回到现代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所处的位置。融入世界的中国不应有“历史民族主义”，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为中国复兴感到自豪，但切不可有中国就要“回归过去”，又要“广施恩泽于天下”了这类狂想

　　用“崛起”来描述国家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概念。现代西方强国，不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新站起，就是发端于对新大陆的无尽开拓。与西方列强的崛起非常不同的是，

　　“复兴”的本意是再现强盛，中国复兴指的当然是新中国将再次走向繁荣富强。然而，这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将“回归”过去，回到现代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所处的位置、重复那个时期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当中国政府和人民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我们是面向未来的，指的是当代中国将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准则下和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那个仍然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光辉时代”。

　　中国复兴正在被误解

　　然而，现在就有这样一种危险——中国复兴正在被外界误解。一些人把它理解为中国想重复以前的兴盛，而根据西方学术界的定论，现代以前的东亚政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辐射型政治。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在追问，当前的东亚是否又回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他们更想迫切知道的，恐怕是新中国想不想、会不会重建古代中国在东亚的秩序。

　　这几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亚洲秩序的研究突然多了起来。例如，今年1月，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为首的17位学者联合著书《权力转移：中国与亚洲的新动态》，其核心命题就是中国发展对亚洲秩序意味着什么，亚洲地区体系是否正在变成以中国为中心，现代之前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否正在回归。可见，相当多的西方学者还是用古代中国和东亚政治的逻辑来看待当前和未来中国的发展的。这种“中国中心论”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与帝国时期的王朝体制有了本质区别，它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全球化下的发展的。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发展尝试，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在地区秩序上，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中国强大了也绝不称霸。但还是有一些国外学者，时不时以“新中华帝国”这样的题目著书立说，用简单化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比较来提醒人们：今天的中国与古代中国是何其相似，中国的复兴正在使东亚政治秩序回归过去。

　　中国人不能有“历史民族主义”

　　这些误解，除了个别别有用心的，是可以用进一步的外交实践来逐步消除的。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必须对中国复兴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自己不能存有“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不可在思维和言行上授人以中国人确实想“回归过去”的把柄。这首先要求我们破除一部分人随着中国迅速强盛而流露出的“历史民族主义”。

　　中国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民族。浓厚的历史感，对中国人而言，既是一笔财富，也是一种负担。说它是财富，是因为它使中国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都能有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为个人的身份、民族的使命和国家的兴衰提供历史纵深和宽阔视野。这就使中国人哪怕在国难当头之时，也能怀有国家复兴的坚定信念。说它是负担，是因为2000余年的中华帝国史似乎已经使中国人习惯了中国的强大。这种独特的历史视角使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具备一种历史使命，即中国注定是强大和伟大的，虚弱和屈辱只是暂时的，所有中国人都要为延续过去的辉煌而努力。

　　从本质上说，中国历史的财富和负担都是良性的，是中国人自信的来源和激励奋斗的源泉。但历史是一种解读，中国历史也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笔者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等到中国强大了，我们要让俄国把在沙皇时期从中国侵占的领土吐出来”；或者，“小日本算得了什么，总有一天要让它再次臣服在中国脚下”，等等。

　　这种对中国古代强盛时期虚荣的狂想与源自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结合，就是“历史民族主义”。它是一种时空错位的奇怪组合，正因为它错位了，所以显得格外危险。在中国发展使其与世界的互动正处于关键阶段时，“历史民族主义”将使中国在世界面前显得既陌生又排外。融入世界的中国不应有“历史民族主义”，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为中国复兴感到自豪，但切不可有中国就要“回归过去”，又要“广施恩泽于天下”了这类狂想。同时，我们也不要被西方的“中国中心论”所迷惑。它虽然听起来很舒服，似乎是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尊重和认同，但其中却暗藏陷阱。

　　“中华帝国复兴”最令周边国家恐惧

　　“历史民族主义”的最大害处，在于它会引发周边国家对“中华帝国复兴”的恐惧。这是中国周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的强盛，更陶醉于日本派遣唐使来华“取经”或明朝时东南亚各国向中华皇帝进贡这样的往事，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殊不知，如果都从这样的角度和以这些事例向周边国家的民众讲述“中国复兴”，则对他们不仅可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震撼和不安。

　　中国今天的发展绝不是历史的重复，它对周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机遇，但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它们对中国的未来意图产生疑虑，其中最令它们担心的就是“中国试图恢复在东亚的中华帝国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谈“中华文明圈”或“中华经济圈”的兴起也是容易被误解的。实际上，一些西方人士正是借着各种名目的“中华圈”的兴起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在当前国内“文化复兴”升温的情况下，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不加修饰地就把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划到“中华文明圈”之中，很容易给人中国要向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使其聚拢在中国周围的印象。

　　这还会导致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反弹：殊不知，这些国家对自己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它们既不会认同其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样简单的说法，也不会认为中国文化就比它们的文化先进。不久前，笔者访问韩国，韩国延世大学著名国际问题学者文正仁教授在餐桌上就说：“从某些方面讲，韩国在保留儒家文化上要比中国做得好，我们对中国‘文化复兴’指的是什么不太明白。”似乎有言外之意。

　　笔者认为，复兴的中国应该向世界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不是中国又将重回汉唐盛世，并因此沾沾自喜，而是中国将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平等参与全球化进程。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虽然东亚体系早已被西方的崛起决定性地摧毁了，但时至今日，某些西方国家仍用它来挑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在与周边国家的民众交往时，首先必须牢记，不管中国的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既不存在中国施恩惠于它们，也不需要它们仰视中国。▲

　　（作者是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