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善举有时比铁面惩恶更重要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某制衣厂年轻女工杨晓芳，为给患病的老父亲筹钱治病，壮着胆子偷拿了厂里的一台价值600元的电动针头，被车间主管当场查获。但是，核实了杨晓芳“偷窃”背后的原因真相后，车间主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不仅没有开除她，还在车间里为她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就连该厂的老板也捐助了500元。最终，全厂工友共为杨晓芳捐款3800多元。（6月21日《广州日报》）

　　从法律上讲，杨晓芳的行为理当受到惩处；但从情感上讲，她的行为似乎又可以得到谅解——面对父亲的病痛，为人子女的怎么能无动于衷？针对杨晓芳的“小恶”，工厂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这个女孩辞退或者交给公安机关处理，但是他们没有——车间主管和老板用集体捐款的“大善”之举，挽救了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对杨晓芳也真正起到了“治病救人”的效果。我觉得，这种扬善远比单纯的惩恶更让人感到温馨，富有人情味。

　　应该承认，法律面前不应有特殊公民。但是，刚性的法律并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合情合理、完美无缺。譬如杨晓芳的“小恶”，她只是想筹够1000元寄回家给父亲治病，如果工厂毫不留情地将其交给公安机关，那么，这个女工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结局：失去工作并且要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以来，“恶”是惩过了，但杨晓芳的家庭、生活怎么办？谁能保证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会做出其他事情？其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可以通过法律和道义相互作用来解决的，譬如，譬如这位车间主管，他先是对这位女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然后号召大家捐款，这就从根本上弥补了“法不容情”可能造成的“法治代价”，避免了一个人从一次犯罪走向更多次犯罪。

　　这使我想起了曾经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类似故事：一位母亲因为贫穷偷食物给她的孩子们吃，结果被起诉了。法官判决说：“这个女人因盗窃有罪，判罚XX元。而我们的社会里还有这样一位母亲需要去偷窃来养活儿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冷漠有罪，每人判罚一美元。”说完第一个站起来，掏出一美元放在法官桌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震动，大家自发地排起了长队，交出了让每一个人终身难忘的一笔罚金。照此逻辑推理，在这个日趋文明与和谐的社会里，年轻女工杨晓芳还需要去盗窃来救治自己的父亲，我们每个社会人是不是也应该为我们的冷漠以及救助机制不见全，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杨晓芳不惜伤害自己救治父亲，体现的是一种亲情的良善；车间主管及老板号召大家为杨晓芳捐款，体现的是一种道义的良善；而工友们集体为杨晓芳捐款，体现的则是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良善。用这些“大善”去惩治一次违心的“小恶”，对杨晓芳个人而言，是一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关爱之举，对企业而言，是一次增强凝聚力、体现和谐美的一次绝好契机；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一次发扬善举，推进社会和谐进程的催化剂！

　　一个社会不仅需要“惩恶”，更需要“扬善”，而在“小恶”和“违心之恶”面前，我以为，发扬善举往往要比铁面治恶要重要且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