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应更多顾及弱者利益

　　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登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的一份研究成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等，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是社会政策的选择，就是公共政策对起点公平关注不够。（6月20日中新网）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不

　　略作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10多年前的收购个体加油站、关闭“五小”企业，还是近年来的大量取缔小煤矿，其理由或许是加强管理、或许是防止污染、或许是安全生产，但最终的结果是残酷的：公共政策顾及的是“大局”，至于被关闭、被取缔后的弱者如何弥补经济上的惨痛损失、怎样寻找其他生存渠道，公共政策没有这方面的细化内容。

　　公共政策难以顾及弱者利益的最大表现是失地农民。据《第一财经日报》3月9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分析，近年我国绝大部分出让交易的土地，是从村集体征用的农民承包地，但在收益分配中，农民得到的仅有10—15%，政府及其机构得到60—70%，以地生财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筹资手段。尽管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后，一转手就增值几倍、十几倍，但这些大都用于城市建设或开发商的利润，公共政策没有让农民再次获得增值部分利益的导向和约束。

　　作为一名普通社会成员，在当今的公共政策氛围中，无处不在感受生存的艰辛和被歧视：从上小学到中学，择校的的阴影时刻伴随着，与重点学校的学生相比，总有一种压抑感；好不容易上个普通大学，毕业后从应聘到公务员考试，都是首选名校的；就业竞争说是市场需求的竞争，其实质是家长权力、关系和金钱的竞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公共政策在那些垄断行业、强势阶层面前总是显的软弱无力；比如电力、金融、供水、燃气、石油、电信等行业，尽管这些行业的收入高出其他行业好几倍，尽管公众对其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越来越低，但近来的价格却是“涨”声一片；房地产行业同样如此，无论“国8条”还是“国6条”，不管公共政策如何调控，这些行业依然“暴利”不减，“稳定房价”的初衷总是演变为“稳定涨价”。

　　除了这些垄断行业以外，公共政策的起点不公，对“强者”的崇拜和依赖在招商引资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一说是外资，一说是大项目，我们的公共政策可以一切变通：占地可以“零地价”，税收可以“减二免三”，繁杂的批准手续可以迅速办结；而内资的的企业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所以，近年来社会上对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税赋”一律平等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

　　公共政策的起点不公、扶强凌弱的直接后果，使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更加悬殊，使弱者的利益和心灵持久的受到伤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让公共政策更加顾及弱者的利益，彰显的是社会进步，我们既要从决策方面予以调整，又应当从具体的“小”事情做起，比如对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小商贩、修鞋匠、报摊等，国家应当逐步减少或全部取消各种税收、杂费，使其有尊严的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