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街逵园指路 访得“三大”会址

　　本报记者周祚

　　30年前的艰辛寻访，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在三大纪念馆开馆前夕，记者采访了三大会址寻访工作组成员之一、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黎显衡。黎显衡回忆，1971年~1974年，他们破除重重谜团，寻访三大旧址；报告经广东省委认可，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最终解开了“三大”会址之谜。

　　51年后会址才得到确认

　　谈起寻访三大会址的经历，黎显衡立刻翻出厚厚的几本笔记本、资料，详细叙述了1971年～1974年探寻“三大”会址一波三折的经历。黎显衡回忆，“三大”后，一直少有人关注会址的问题。为了弄清事实，直到1971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决定探询“三大”会址。1971年7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请示报告》，10月28日，市革委批复同意。馆内调黎显衡、汪杰、陈为民、张继红、布惠英等人组成“三大”会址调查小组。

　　据他介绍，当年中共三大的召开非常重视保密工作，此前的史籍和档案也只记载会址在广州东山。但究竟在东山哪个地方？谜底直到51年后的1974年，才被黎显衡等人揭开。黎显衡曾撰写了《中共“三大”若干问题探讨》、《“中共三大”会址寻踪》等文，在国内引起极大轰动。

　　经周总理批准调出未公开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传说称“‘三大’会址位于恤孤院路东山区人民法院处”。这是黎显衡等人先后访问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东山区老居民掌握的重要资料。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向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经批准后，于3月中旬派人前往武汉访问三大代表罗章龙，因罗当时身体欠佳，每天只能谈话一小时左右，先后访问了4次。

　　同年7月，经周恩来批准，在中央档案馆复印了中共“三大”的文件12份、共64页，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逮捕的决议》等文件。这些当年尚未公开的档案，成了研究“三大”的重要材料。

　　几经周折请得“三大”老代表来穗

　　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一步是请来了三大代表之一、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徐梅坤。徐梅坤“三大”前曾在中共浙江区委工作，代表浙江区出席“三大”。其时正值动乱岁月，徐梅坤和罗章龙几位三大代表也因“有政治问题”正被审查，工作组要请这些人都必须请示，手续也比较严谨。像1971年12月1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先致函国务院参事室，拟请徐梅坤来穗调查“三大”会址，询问其“政治情况及身体条件是否合适”。国务院参事室复函说此事须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黎显衡又向徐梅坤所在单位调查了解徐的情况。后来，经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徐梅坤才能来广州调查“三大”会址。

　　毅然将错误资料烧毁冲入厕所

　　当时正处于“文革”十年浩劫中，大家对“三大”关注的一个焦点是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因此，不仅是政府关注，许多群众团体或个人也都自发地在找寻“三大”的会址。甚至许多人自发地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仍在世的“三大”代表徐梅坤等人，做调查取证。但这些调查都没有官方参与，而且调查记录也没有得到徐梅坤等的认可。

　　1972年10月13日，徐梅坤抵达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宾馆。当晚，市革委会邓秀芳副主任设宴接待徐老。黎显衡拿出一份不知何人在何时写的《访问徐梅坤记录》给徐老过目时，他脸色陡然凝重起来，说：“‘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有严重错误，会遗祸后人。”并将材料交回。黎显衡顿时感到这份访问记录毫无价值，而且保存下来会产生严重后果，为对历史负责，他立即在徐老面前将这厚厚的一沓材料烧毁，并冲入厕所。见到这一切，徐梅坤脸上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