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还有多少继续逍遥的“杨杰”？

　　6月20日，同济大学宣布终止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的聘用合同，并解除其该校教授任职职务的聘任。（6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韩国首席科学家黄禹锡，因为涉嫌伪造研究成果、滥用公款，二十日在首尔的法庭首次提讯。五十二岁的黄禹锡是韩国干细胞权威，他被揭发研究造假，当局上月起诉他滥用三百万美元研究经费，如果罪名成立，至少要判监三年。（6月21日 中国新闻网）

　　有人用“一个‘民族英雄’的倒下”来形容黄禹锡事件的结局。同为东方人，通过解读黄禹锡事件，同时结合杨杰事件，我们可以感悟出许多东西。

　　黄禹锡整个事件中，更耐人寻味的是暧昧的韩国政府。事发后，主管部门韩国科学技术部和保健福祉部一言不出。事情到达白热化后，有韩国媒体援引了一些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的话，大意是觉得即使黄禹锡有错，也是功大于过，犯点错不算什么，政府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他，毕竟他本人代表着韩国未来经济增长点。（2005年12月26日新华网）

　　通过黄禹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在一道道东方人共性的“围墙”（盲目崇拜和极端包庇）包裹下，惩治学术腐败，扳倒权威，是何等的困难重重和路途遥远。像韩国公众对待黄禹锡一样，对学术权威的哪怕一点点质疑和否定，都是“大不敬”、自不量力的，甚至会招来全民的公愤。

　　当然，就公众影响力和知名度等方面而言，杨杰和黄禹锡缺乏必要的可比性。但杨杰事件后，公众的质疑，理所当然会有多维的拓展：因为我们的盲目崇拜和极端包庇，还有多少类杨杰、准杨杰，甚至是比杨杰更道貌岸然、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人（赛杨杰们），依然逍遥存在？

　　在对待学术腐败事情上，各方的态度历来是极其暧昧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里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在公众那里，不是真正危急到某些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是偶然发现了，大多数人也会变成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我为什么要管？说不定还会惹来一身骚；况且质疑和驳倒权威名人名家，是要支付很大的机会成本和利益成本的，某些时候还是要经受很大风险的。一旦有人蹦出来，大多数人第一反映就是：这家伙大约是借诋毁名人来成就自己吧。

　　在各种部门、单位那里，出于保护的需要，对此类事件，也是能掩则掩、能藏则藏的。这样的“丑闻”最好还在内部解决，一旦公开，不仅是影响了本部门、单位的声誉，也会在公众中造成本部门、单位用人不力、领导无能的不佳恶劣影响。这些都是万万要不得的。

　　一旦牵涉到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公众顶礼膜拜的公众人物（比如院士之类），有关政府部门更也会“积极”介入，从中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我们在报道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某些”、“少部分”这样的含糊的字眼。很多人被即使在事情败露后，还是被“好意”的掩盖和隐藏了。

　　学术败类存在的危害性众所周知；惩治学术腐败，对重塑优良、清新的学术氛围，健康浮躁、急功近利的整体社会风气等等，意义是重大、非凡和无需赘述的。笔者认为，惩治学术腐败，需要各种体制、制度的健全，需要各项法规、制度的实际施行；更需要需要公众的积极健康参与，各部门、单位的“大义灭亲”，有关政府部门的“严惩不待”。只有这样，才能将那些依然逍遥存在的类杨杰、准杨杰和赛杨杰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