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眼”背后的管理困境与价值悖论

　　■刘祖华

　　为保护游客和公共设施，湖南烈士公园近日在公园大门、人流密集广场等案件多发地段，安装监控摄像头对公园进行实时监控，引起了市民的纷纷争议。赞成者认为电子眼提高了公民的安全感，反对方则认为电子眼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其实，这场争议本质上折射出公共管理中公益与私益、公权与民权孰轻孰重的一个价值难题。

　　通观公园管理方安装电子眼的动机，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不断遭遇盗窃和破坏的公共设施，不仅加大了经营成本，也削减了公众的消费福利；另一方面，不断恶化的公共安全问题，使公园管理的合意度越来越受到市民的质疑。毋庸置疑，电子眼的安装不仅降低了管理成本，也有效地防止了盗窃、抢劫等治安问题，从技术上解决了公园管理的制度难题，实现了保护游客和公园设施的公共利益。

　　然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一致，更多的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遍布四周的电子眼使公园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私密的透明体，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尽收眼底”。这种全方位的监控体系，虽然能够有效防范不法行为，但公园本是人们游乐放松、谈情说爱的休闲场所，当背后多了一双无时无刻不在盯防着的眼睛时，相信谁的心情都放松不起来，就更遑论恋爱男女之间的亲昵接触了。显然，这不仅与管理方的本意背道而驰，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甚至侵害。

　　公共利益的大厦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护私人权利与自由的基石之上，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以公民权利为边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个人隐私权作为最核心、最应受到呵护与尊重的基本权利，即便是在公共领域，也具有不容质疑的优先地位。但公益与私利、公权力与私权利、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兼容性又常使人们面临选择困境，实质上，烈士公园“电子门”事件反映的正是这种管理本位与以人为本的价值冲突。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政治预言小说《1984》中，描写了一个极度透明的“大洋国”，在那里，所有的空间被装上了一个叫做“电子屏幕”的现代化设备，在这种无处藏身的极度空间之中，人性和尊严被极端扭曲。迈入21世纪的人类不可能再回到《198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公共管理活动还将面临更多的管理困境与价值抉择，但我们仍有一条基本的价值信念可以遵循：以自由看待发展！（作者系斯为盛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