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院士制度何不学习国外？

　　无论社会学者，还是院士自身，都已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非正常崇拜的背后是学术资格的贬值。更有学者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6月18日《中国经济网》）

　　院士这一称号从产生之日起，中国人就赋予了它神圣的含义，因此，院士受到特殊

　　院士离开原始意义，而与政治权利沾边，必然导致诸多腐败问题。商业贿赂更不必说，单就学术腐败就能够动摇整个科学事业的基石。想想，倘若院士不顾自己的研究，而整天致力于各类报告会，久而久之，我们还有学术可谈？你可以这样说，院士被有关机关邀请做报告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为何要横加职责？我禁不住要说，很多政府机关请院士做报告并非具有多少实在意义，他们的目的不过要提高自己而已。如此，增加了他们的知名度，但他们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院士们的时间？这就是中国院士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据文中报道，“中国院士人数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我国的研究论文在1997-2001年发表115339篇，居世界第9位，高引用率论文达到375篇，占所有高引用率论文的0.99%，居第19位。以上数字包含了香港地区的论文数据，由于香港地区的高引用率论文作者远多于内地，如果仅以内地论文计算，我们的名次还要靠后。”这样的数据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

　　看看国外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我们却不能，脸红的难道只有我们的院士？到处聘请院士做报告以致耽误了学术研究的官员们就不该检讨？并不是中国人脑子不灵光，更不是国家对科研的经费投入不够，我想，关键原因是中国的院士制度葬送了我们的科研事业。

　　据笔者所知，在院士制度上，中国首先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就是说，中国科学院从建立之日起，就被赋予其行政意义。加之，中国历来受“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对“官员”崇拜万分，难怪院士拥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同时还拥有更多的声望和特权。把院士抬高到神圣地位不足为奇。殊不知，正是这种非正常的院士崇拜效应，院士才经常被社会上一些单位邀请院士去考察、咨询，或者重金引进院士等等，总是，这些单位之所以如此做，目的就是要借重于院士的特殊身份，抬高自己。长期如此下去，院士耽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必要时照抄照搬应付了事以致学术腐败不断，才是最直接的结果。

　　而在国外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实体性的大而全的科学院，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没有院士，只有会员。科学学会的会员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是有经济和行政意义，只是提供科学技术方面咨询的机构，院士通过课题研究、实际调查和发表科研报告等方式为政策制定提供真实的信息和依据，从而可以减少政策的盲目性。但它们不参加政府决策，各国都设有专门的科技决策机构。因此，正是这种松散的院士制度，才把院士真正地与政治分开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院士不必周旋于政府官员之间，有更多的时间做课题，他们并不像中国的院士受到人们的非正常崇拜，不过是民间普通组织成员，一心一意做什么的事，这就是国外学术论文发表率高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取得更大的进步，首先是解决的问题就是院士要与政治的脱离，回归学术定位，把院士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才能让他们潜心钻研，对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虽然这一制度来源于国外，但我想，既然这样的院士制度能推动学术的发展，我们学学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