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拉奔驰”折射出的失衡与断裂

　　6月20日上午，30余名六七十岁的老人，用粗粗的绳索拽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沿街叫卖的情景吸引了众多长春市民。“老人拉奔驰”，与其说是沿街叫卖，倒不如说是一种控诉，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非理性”表达。当老人们的退休金没有着落，当他们的基本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一个畅通、健全、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和通道供他们选择的时候，“老人拉奔驰”这种滑稽而辛酸的场景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老人拉奔驰”这种“情绪化”表达的背后，是讨要退休金、维持基本生存的理性利益诉求。理性的利益诉求为什么非要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老人拉奔驰”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贫富的悬殊和利益的失衡。作为国有企业的老职工，退休后的基本工资都成了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作为兼并长春气象仪器厂的某集团公司，既然“穷”得连老职工的退休金都没钱发，那当初该集团是凭什么来“改制”国有资产的？这豪华的奔驰车又是如何买的？一边是象征奢侈消费的奔驰，一边是为了起码的工资保障和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抗争，这是一种怎样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失衡？这种悬殊与失衡，是否也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改制和产权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盛筵、是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瓜分与掠夺的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老人拉奔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利益表达机制的失衡与缺失。律师说，老人们的拉车叫卖行为是违法的。但是在下这个结论之前，一个不能回避的前提是：社会是否给老人们提供了一个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拿到退休金的利益表达机制？如果说这些老人卖奔驰的行为是违法的，那么扣发这些老人退休金的行为又算什么？作为律师的“社会精英”置这几个简单的前提和问号于不顾，粗暴和简单地断言老人们的拉车叫卖行为是违法的，公开站在强者、权势甚至是首先违法者的一面，弱者的话语权和代言人在哪里？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失衡？

　　有人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无处可以说理。如果你是一个被强行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如果你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就会知道找到说理的机会是如何不易。而现在，用大绳拉着奔驰车沿街叫卖的老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除了用大绳拉着奔驰车沿街叫卖这种极端方式，谁又能给他们一个说理的机会？

　　贫富的悬殊、利益表达机制的失衡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断裂的产生。“老人拉奔驰”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强弱失衡的社会图景。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要协调利益关系，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老人拉奔驰”的辛酸告诉我们：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给被强行征地的农民，给讨不到工资的民工，给拉奔驰车的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个说理的机会，已经成为必须面对而且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