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精英病了，工作的人都病了

　　近来，华为员工胡新宇和广州海珠区女工甘红英死亡事件，使得普通劳动者过度加班、过度劳累甚至导致“过劳死”的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长期超时劳动有哪些危害？劳动者该怎样对超时劳动说“不”？如何才能有效遏制加班光荣现象的蔓延？工会组织又该如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劳死”是对劳动者构成生理伤害的极端形式。“过劳死”不仅仅是威胁着在生产线上劳作的普通工人，目前还呈现出向高科技领域、“白领”阶层蔓延之势，直接威

　　记得《南方周末》曾经用“精英病了”来形容“过劳死”。现在看来，这样的称呼应该改成“工作的人都病了”——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工作的人，都在长时间、高负荷、强压力的工作的“折磨”下生活。

　　“过劳死”，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集体面临的共性问题。据《中国青年报》6月19日报道：今年2月，国家安监总局对媒体透露，我国目前有7亿多人因受职业伤害，成为不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受到了来自职业的伤害。

　　一半的人都在经受着“职业伤害”，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就是：不加班可以吗？显然是不可以。如张成富说的那样，有的企业无上限的提高劳动定额，为了保住工作，工人不得不“自愿”零工资加班；有的企业更是把加班加点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将其与员工的“敬业精神”、工资待遇、续签劳动合同、职务升迁等挂起钩来。当加班关系到排名，并且可以作为衡量晋升、加薪甚至是能否留职和生存的重要指标后，加班的自愿与不自愿，谁还能说清楚呢？

　　如这几天各大媒体报道所言，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而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见6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就业形式严峻，工作难找。君不闻大学生也已经“零工资”就业了吗？为找工作，人已经“无耻”到这地步了。

　　找到工作了当然想保住工作；保住工作了，更想近一步升职、优异……不好好干、不加班行吗？6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某人士也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

　　“自愿”加班，当然没有加班费；劳动者们“哑巴吃黄连”，牙打烂了还要咽到肚子里去。既然是这样，劳动者大约都会说：宁愿工作劳累过度“过劳死”，你还是给我点加班费吧！总不能“人财两空”吧。

　　张成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劳动法》在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规定上，是严谨而细致的。但笔者认为，仅仅有严谨和细致是不够和不全面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日前在谈到《劳动法》时说，现今施行的《劳动法》制定，是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产物，已呈现明显的滞后性。但在目前，立法的重点在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劳动法》修订难以启动。一位专门研究《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专家也表示：我国《劳动法》操作性不强，制度建设和研究也相对落后。这位专家坦言，在他的印象里，《劳动法》颁布12年以来，似乎还没有进行过一次修订和解释。不“与时俱进”的法律，自然不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见6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认为，《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以及各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规定，不仅仅存在期待近一步修缮和完善细枝末节等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各种因素，这些法律和规定在执行时，遭到了各样的阻力和障碍：工作者们不愿意，或者是不敢说；“过劳死”毕竟是极端显现。在查处到企业面前时，企业可以用工人“自愿”为借口搪塞；相关管理部门在问题没有到达“足够严重”的时候，更愿意充当“老好人”、“和事佬”的角色。与此同时，因为多种原因，“一级组织”——工会也形同虚设，处理非公有制企业存在的超时劳动现象时，缺乏应有、必要的监管约束力度。另外的尴尬是，一方面工会没有劳动执法权，只能配合劳动监察部门对超时工作状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很多的私营企业中根本就没有工会，或者成立了也只是一道幌子。企业违法成本低，自然对《劳动法》视而不见。

　　最后，笔者再重复一下本文标题的这个“馊主意”：也许这是目前有关部门最亟待解决的、最有实质性意义的问题——劳动者们既然宁愿“过劳死”，那企业还是支付他们的加班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