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蒂固的“作文”情结

　　6月7日全国高考，上午一些著名的门户网站便在显要位置登出了全国卷和其他省市卷17套作文题，而当日的《北京晚报》更是以北京“今年作文《北京的符号》”，赫然放在了报纸上的第一版。而且，各媒体上推出语文专家、高考学生对本次作文题难易程度的评点，甚至，文坛上的海岩、梁晓声、刘醒龙这些著名作家也纷纷在媒体上评说各地高考作文的优劣高下。

　　这种全社会、教育界和文化界对高考作文的关注程度，并且这种关注超过其他高考科目的文化行为，使评说高考作文成为一种公共文化活动，一种文化话语的集体诉求。我们不由得感叹，我们的意识里原来存在着一种关于作文的文化情结。

　　其实，从历史传统看，我们关于作文的文化情结，已是一种久远的历史积淀了，而且，这个关于做文章的观念成为了一种传统，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文化。历史上儒家较早曾提出一个人人生的理想，即要达到“三不朽”的至高境界，“曰立德、立言、立功”，这其中“立言”，以为一个人的做文章和崇高的道德人生、政治人生，同等重要。儒家的这种“三不朽”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心灵影响深刻，以后历代文人关于做文章的文论基本上是这种把做文章社会化、政治化和神圣化思想的发展。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做文章这种一个人生命里的本来挺普通的一件事情，上升到关乎家国大业、人生不朽的大事的高度。

　　在这种做好文章的文化观念下，中国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想认识，认为做文章这种个人性的精神行为，应该通过它们去参与社会的公共事务，去建立和实现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去延续和拉长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历史上，为打开建功立业的大门，去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寻找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少文人便是拿着自己的文章得意之作，去寻找政治上的机遇，获得同道的引荐的。长达千数年的中国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一篇文章决定一个文人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这即所谓“文章取士”。而中国人在日常做文章中，也是被神圣化的，“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感觉。他要明窗净几，沐浴焚香，书童研墨，红袖添香，然后拿着毛笔，舔过来，舔过去。写的时候，吟哦再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而在当今的时代，仅仅把做文章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的工具，已是难以想像；做文章、写作文，已经逐渐褪去了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化、道德化的色彩，而使得它们变得更加个性化、自我化，特别是少年作文，有的已经与“残酷青春”、“叛逆精神”联系在了一起。

　　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有一批毁誉参半而才华横溢的少年作家们，这即“80后”。由上海《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因为推出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众多知名的少年作家，而被文学评论界看作是内地最重要的“文学选秀场”，并且更直接催生了当今文坛“80后写作”这种文学写作现象。以一篇作文发现文学新秀，或说原本籍籍无名的一个大中专学生、中学生，因为问鼎“新概念作文大赛”而成为活跃在文坛上的少年作家，而进入文学评论的视野，这或许是只有在当今的中国才会出现的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作为这些知名的少年作家们，他们一定会赞同了张爱玲所说过的“出名要趁早”的名言。但是，只是不知他们想过没有，他们对能够把他们带入文学的殿堂，登上成功的台阶的作文，究竟怀有一种怎样的感想？“新概念作文大赛”迄今已举办了八届，据悉，仅1999年第一届、2000年第二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就有21名一等奖获得者被各知名高校破格免试录取，而且，“新概念”成为热门词汇，大赛也成为一个创造奇迹的传奇，被誉为“中国语文的奥林匹克大赛”，以至于它所带来的成名的诱惑让一些怀抱文学之梦的学生们心驰神往，一篇作文的效应，几乎就像今日的“超女”、“梦想中国”带来的魅力。

　　高考作文题，终究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前语文教育的问题和希望，但变成一种社会文化的讨论，它更映照出了今日中国更多的思想、文化心理、教育的、社会价值的“不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