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向引资机理与机制透视

　　【提要】近两年来安徽引进资本中来自东部地区的资本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由东部地区经济加速产业升级、显现“扩散效应”的内在机理决定以及内在机制作用使然。认识这一机理与机制，有益于我们把握规律和机遇，进一步拓展东向引资。

　　 近两年来，安徽对外招商引资的成效愈益显著，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来自东部长三角地区的资本要素越来越占居着举足轻重的份额。今年上半年，在全省引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沿海长三角地区经济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是由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来维系的。因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机以及沿海区位的优势，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各地政府最早为企业家们提供了优惠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出口补贴政策等等，并且为企业家们的创业与发展提供了非常开明而宽松的制度环境，充分放手地让企业家们自发创业、自主经营、自谋发展，迅速兴起了大批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最活跃、经济增长最快的增长极；另一方面，由于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或称“回浪效应”的作用，周边地区的资本、人才等要素也大量地向这里聚集，尤其是内地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向长三角地区输出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这样，便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成本与社会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由此获得了较高的效率，也赢得了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部分产业及资本渐次向该区域外转移，于是其“扩散效应”逐步显现，资本、技术、企业的外溢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事实上，安徽东向引资成效的逐步上升，正是这种“扩散效应”的结果。

　　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透视资本的区域间流动机理与机制问题时，应该最关注的其实就是生产要素条件和社会制度条件的效率问题，也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最小——最大”问题。经济学理论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一般地，生产要素成本最小时产出的效率越高；同样的，社会制度方面的“交易成本”最小时，产出效率也会越高。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成本与社会成本可以有四种状态的组合：（1）生产成本低，社会成本低；（2）生产成本高，社会成本高；（3）生产成本高，社会成本低；（4）生产成本低，社会成本高。对于资本流动及其寻求增值来说，最为理想的环境无非是这两个成本都在最小化状态。考察苏浙两地企业近二十年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其关键之一正在于他们拥有生产要素成本和社会制度成本相对于内地省区要低得多的明显优越的环境。当然，还可以用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因素来解释苏浙企业大量而快速成长的原因，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或许只能用成本——效率的道理来解释。

　　然而，近两三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过去不突出的制约因素现在骤然凸显起来，比如能源供给在世界性原油供不应求形势影响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短缺，石油、煤炭、电力等供应变得异常紧张，价格也不断攀升；交通运输、原材料需求大幅上升，价格也随之上扬；土地资源供给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硬约束，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都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还有沿海地区不少企业所相当普遍遇到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问题，其背后是人资源价格上升；人民币汇率调整后的人民币升值，导致国内企业出口成本提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经验看，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人均GDP达1000美元后的工业化进程中，这种“高生产成本”时代来临的时间要比我国晚得多，因此，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企业现已提前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所面临的这种局面来得最快、压力最大、影响最烈。

　　笔者调查访问过温州的不少企业家，他们表示，他们依恋温州优良的“软环境”，尽管企业的生产成本由上述因素导致了上升，但如果转移到“软环境”较差、可预见的社会成本很高的内地去发展，他们的机会成本则太高了，所以不打算离开温州而易地发展。然而，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家另有主张，这便是一方面保留温州的企业，另一方面又将部分资本、业务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内地省区，新办集团的子公司或第二、三个企业，这样来对冲抵销温州的高生产成本。应该说，他们的不同选择都是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的，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是，内在地起作用的，还在于资本以及企业家对效率的追求，对成本变化的判断以及对高生产成本的承受能力与消化能力。很明显，成本——收益即效率正是资本以及企业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环境的基点。

　　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摩根士丹利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于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敏锐地觉察到了沿海地区与内地省份在“软”“硬”环境上优劣势的转化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沿海长三角地区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毗邻该地区的其他省份尽管地域上相邻，文化上接近，但经济发展却落差很大，如江西、安徽等。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遇到土地、能源、人力资源等成本急剧上升的严重约束的新形势下，发展环境的原有优劣势便发生了转化。谢国忠认为：“靠近沿海，交通便利，工资低廉，在国际和沿海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安徽和江西是首先接受产业转移的中部地区。按照梯度发展的理论，下一步加速崛起的就是安徽和江西。”最近几年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增无减，如北京学者赵弘教授撰文指出：“现在的长三角，部分优势产业需要升级，原有的传统产业需要转移，这就要求长三角附近有一个成本更低的空间。而这个更大的经济腹地，需要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低廉、交通条件好等等，安徽和江西无疑首先符合这些条件。”经济学者们并且认为，由此引起的产业转移、投资转移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我们进一步认为，这正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根据条件和环境变化而作出符合其追求效率目标的必然选择，江浙地区的成批企业家携带资本涌入安徽便是这种选择的表征。

　　对于安徽这样的内地省份而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这便是当自身社会、制度环境尚不能达到如同沿海地区那样的“低社会成本”时，仍有可能凭借“高成本时代”所造成的“低生产成本”优势来吸引沿海产业和资本，同时激发本地企业家创业发展，吸引从本地外出创业的企业家回归家乡发展。当然，这并非是说优化本地社会、制度环境变得不重要了，恰恰相反，由于承接沿海产业和资本转移的众多内地省份之间存在着区域竞争，而这种竞争正是集中于“低社会成本”之上的，如果安徽不能顺势在降低社会成本上痛下工夫，那么沿海产业和投资则可能以“蛙跳”方式越过安徽而向内地纵深其他省份转移。果真如是，安徽便会再失难得机遇。因此，对于安徽来说，面对“软”“硬”环境优劣势转化的新形势，我们无论如何不可盲目乐观，而必须下大力气优化本省的社会、制度环境，尤其是作为制度环境供给者的政府及其部门加强效能建设、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服务能力，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家发展的社会成本，以更强的吸引力引入外部资本，承接东部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从而尽快实现安徽跨越式发展，达至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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