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开高考满分作文应成制度

　　出于对社会评价标准不一容易引发争议等考虑，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日前决定：今年将不公开高考满分作文。（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作文的好与坏，在不同的读者眼里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高考是一个选拔性考试，成绩的评定有其客观的标准。基于这个标准，对考生的作文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分值。当然，社会评价标准很可能与高考的

　　尽管我对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某位人士所称的“不公开理由”很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在遍地的指责中为高考作文的“不公开”开脱几句。

　　应当承认，公开高考作文并未成为一项制度。近年来，海南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一些高考满分作文，公开的范围也极为有限。根据高考语文评卷组副组长吴益所披露的情况，以往的满分作文在百篇左右。即便公众对高考满分作文的关注度很高，媒体也有意迎合这种兴趣，也不大可能有媒体会对百篇满分作文一一照登。作为一个小省的海南情况是如此，其他省份想来也差不离。

　　当然，公开并不意味着仅能交由媒体刊登这一个途径，如果公开的目的是便于公众监督，那么在考试局设榜公布，或干脆将满分作文如实上网会是更有效的办法。很显然，我们并未有这样的强制规定。对高考阅卷的监督，目前的实践仍然停留在内部监督程序上，至于公众，还没有成为监督的主体。

　　如果公开不是义务，也非责任，那么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称“今年不公开高考满分作文”也没什么可过多指责的。该讨论的倒应该是评卷组的某位主要成员在陈述不公开理由时，所流露出来的对高考满分作文的“主人情结”。毫无疑问，高考作文的著作权人应该是那些莘莘学子，而不是高考语文评卷组。评卷组的工作是评卷，应当公开的是分数而不包括作文，著作权法好像并未将高考作文的所有权（包括发表权）一概馈赠给了评卷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高考语文评卷组却是从何处获得了公开高考作文的“主人”地位？

　　人们认为高考作文应当公开，更多来源于习惯，并非来源于法律或制度。媒体公开高考作文的习惯可追溯至高考制度恢复伊始。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公开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陈平原参加的是1977年高考，他在这篇后来被当做范文的《大治之年气象新》中写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

　　尔后的每一个年度，我们都能在当地媒体上读到几篇深深嵌入了时代特征的“范文”。但有必要指出，媒体期待的公开，和公众期待的公开以及基于“以公开促公正”的公开，在诉求上就存在诸多不一致。看待高考作文应否公开还得从高考制度本身去把握。如果公开本应是高考评卷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媒体上的“有限公开”。解决著作权的归属、确定公开的主体以及公开的载体，设置异议的提出及处理程序应当是高考作文公开制度的主要内容。

　　高考作文应否公开已然引起了众多讨论，为高考的公平计，于监督程序的完善考量，在公开的习惯之外，制度也不能缺席。

　　□王琳（海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