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善待母语，说好中国话

　　著名作家王蒙近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在今年举行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有一个发言，讲到我们要讲爱心，讲亲和，讲谦恭，讲礼义之邦……用善良美好的情操和信念代替与人为恶的浮躁乖戾……。某媒体在报道这段话时，将“礼义之邦”改成“礼义之道”，将“乖戾”改成“乖僻”。王蒙先生说，我有点糊涂。本来“礼义之邦”是常用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自诩之说，而“礼义之道”则相当生僻乃至“乖僻”了。至于“乖戾”与“乖僻”的差别就更大了。作者由此谈到时下图书出版、演讲以及影视剧中的

　　也许有人认为，说话还能成为问题么？小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会依呀学语，长大了，都会说话。但是，能说好话，说得明白、准确、生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以王蒙先生文章里提到的那两个词语的改动来说，是一家媒体的青年编辑、记者动手修改的，应该说，他们也都是有一定层次的文化人，尚且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见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表达问题之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错字、白字以及文理不通、词不达意的语句，不要说在一些农贸市场上将韭菜写成“九才”、辣椒写成“拉交”，就是一些图书、报刊及影视剧的字幕上，不规范使用语言的情况也并非是个别的。

　　语言有一个特点，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年岁稍大一点的哈尔滨人对下面的一段话都不会陌生：昨晚，“塌塌密”（草垫子）里有臭虫，没睡好。起来后，用“畏大箩”（小铁桶）打了一点水，又到“秋林”（商店）买个“列巴”（面包）。“米西米西”（吃）以后，“哈拉少”。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哈尔滨青少年如果再听到这样乱七八糟的语言，一定会觉得好笑。因为时代不同了，这说明语言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多么十分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语言是发展变化着的，所以，旧的语言消亡了，新的语言会不断产生，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际工具的语言，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是按照一定规则说话、写文章，首要的是把话说得明白、准确，其次才是生动、趣味、幽默、富有创意等等。如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生编硬造一些词语，或者中外文混杂在一起使用，看似很新鲜，有创意，其实，这些语言，只能是自己或少数人才能听得懂，读得懂，不利于广泛交流。这样的语言也未必有多大的生命力。

　　回顾语言文字的发展历程，重要的是处理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也许有人觉得，语言没有必要规范，任其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富有表现力的生动的语言一定会为大家所接受，没有生命力的语言自然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如果不是国家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公布推行几批简化字方案，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语言文字是大众媒介。人，每天都要讲话、交流；谁都离不开报刊、图书、广播、影视、网络、文艺演出、书信往来；学生每天要在课堂上听老师传授知识。这些交流、传媒以及课堂，如果都能“从我做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这本身即是示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规范。说到规范，有的是看得见的，如发布条例、规定等，有些是看不见的。而且，看不见的则是大量的、普遍的。人们日常语言交流、传媒、课堂，这些都是看不见的，其实这些，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规范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作用。

　　现在，确实到了应该重视一下语言文字的时候了。如果包括我们每一个公民在内的全社会都能自觉地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善待本民族的标准语言——母语，那么，我们就不会担心作为中国人说不好中国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