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一个答案

　　再过一个星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她85岁的生日。一五一十，脚踏实地，85年，弥足珍贵。

　　有多少人已经在为这样一个光辉的日子忙碌，有多少事已经在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铺垫？

　　为什么人们如此兴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加入这个团队，一个截至2005年底，人员总数达到7080万的团队？为什么人民群众充分信任这块招牌？又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85岁了，依然充满活力和朝气？

　　我们把目光投向形成大海和力量的每分子，是这每一个折射出太阳的光芒，组成党旗的颜色，形成信念，聚积力量。

　　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但在战争最困难最疲倦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前线，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为在那样的时刻，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答案：我们是党员。

　　那样的时刻就是关键的时刻：在生与死、荣与耻、义与利、家与国之间，做出选择。

　　那样的时刻是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关键时刻，也是体现我党与群众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键时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是这些共产党员自觉的选择。

　　杭州曾经面对过各种各样的非常历史，比如2003年的非典，那一场众志成城的倾城之战让生活在杭州的人感到幸运，感到骄傲。当时的《人民日报》如此评价：“五一节前后，杭州又零星发生输入性疫情险情，全市上下，‘严字当头，严防死守’，整个疫情始终控制在最小范围。这对于一个对外交往频繁的经济强市、旅游名城来说，的确是来之不易的。杭州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住了突如其来的非典考验。”

　　突如其来，历练精进；面对危机，展现本色。

　　我们走访了四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关键时刻，所作所为，让普通人感念。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党员一样，用自己的行动向“七一”献上了贺礼。

　　疫情的时刻:抗非典一线，责无旁贷

　　受访者：沈宝定，市六院物理诊疗科主任，党龄36年。

　　采访者：罗坚梅叶坚虹

　　夜，黑沉沉的，雨，哗哗地下，间或电闪雷鸣。

　　2003年4月18日午夜，沈宝定被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市六院院长通知他，“马上来一趟医院”。半夜给急诊病人拍片，也是不时会碰到的事，但一般都是总值班通知，“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意外……”念头一闪而过，但沈宝定没有多问，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才发现，原来要为三位有接触非典病人史并伴有发热等临床症状的人员拍片。之前沈宝定就听说广州、北京已陆续有医务人员为抢救非典病人而被感染甚至倒下的事情，没想到这场战役这么快就在身边打响。拍片结果显示，三位病人的肺部尚无肺实表现，专家会诊认为“非典”临床“证据”不足。半夜回到家，忘带伞的沈宝定衣服都湿透了，面对爱人关注的眼神，他说，没事，睡觉吧。但他心里明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就发现其中一名病人新拍的胸片显示右下肺有炎症。沈宝定想，如果真是非典病人，很有可能会转到自己的医院。他就在电话里向院长请战，“我接触过这几位病人，让我上抗非典一线去吧。”

　　20日是星期天，沈宝定和爱人正在爬山，7点多，手机响了，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往医院。一进医院大门，就感觉到临战前紧张的气氛。大家忙着把一个病房大楼腾空，用来安置已被临床诊断为非典疾病的三位杭州病人。沈宝定在进入非典隔离病区的医务人员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反而安心了，忙碌地去安装调试新调来的移动式床旁X光机了。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去向。1970年就入党的沈宝定认定，危急时刻，共产党员就要冲在前头，以身作则。

　　进入非典隔离病房后，沈宝定24小时待命，负责给三名病人拍胸片。每次拍片，除了一般医护人员的三套隔离衣和一套防护服外，他还要多穿一件三四十斤重的铅衣以防辐射，只露出一双眼睛，就像兵马俑。走都走不快，还得推着150公斤重的机器跑来跑去。三位病人身上插着许多管子，活动不便，还要帮病人摆体位，每拍一次，都是一米内的近距离接触，把病人的上身抱起来。

　　之前沈宝定就听朋友提起，广州、北京被感染的医务人员，都是因为和非典病人有过近距离接触。但在救死扶伤的关头，沈宝定没有犹豫，面对病人，医生不上，谁上？共产党员不带头，谁带头？更何况，杭州医务人员的防护措施做得还是相当到位的。

　　第一支进入非典隔离病区的医疗集团军共有64人，来自全省市各医院，进去时感觉就像上战场。据说当时出租车司机都不愿从市六院大门经过。非常时期，怎么把眼前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凝聚成抗击非典的战斗尖兵？沈宝定提议，能否成立党小组，在危急时刻，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4月26日，隔离病区临时党支部成立，13名党员在党旗下宣誓，身先士卒，为党争辉。作为临时党支部的书记，沈宝定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大家学习《纪念白求恩大夫》、《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等，并教他们一起学唱“白衣天使”等歌。大家士气昂扬，20多位团员纷纷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凝聚一心，共同抗击非典。

　　当过18年兵、两次差点上前线，所以碰上突发事件时，沈宝定心里都有底，从来都很镇定。在隔离病房的一个多月，沈宝定唯一不放心的是家里的老母亲。2003年4月17日，沈宝定听说医院已被列入SARS定点医院后，就跑到母亲那里，跟她说最近可能要出差一趟，时间比较久，会随时打电话回去的。可否担心妻子和女儿？沈宝定说，她俩都是党员，比自己还先进呢。

　　结束采访的时候，沈宝定说，“不要写我，写写别人吧。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做了一名党员该做的。”

　　灾害的时刻:与洪水对决

　　受访者：马其铎，出生于1978年，河南固始县人，1996年12月入伍。现为硬骨头六连班长。曾两次荣立三等功。

　　采访者：通讯员刘国华记者夏海微

　　1998年8月10日晚上10点，我们“硬骨头六连”的近百名官兵从艮山门火车站出发。当时天太黑，外面啥都看不清。第二天早上，等我们睁开眼，简直不敢相信啊，整个车厢外就是一片水乡泽国———村庄、田地，几乎全都淹没在洪水之中，连电线杆也只露出灰灰的一小截。果然是百年一遇的洪灾！

　　我的心里除了焦虑，还有期待。我希望我们这支队伍能够在这次九江抗洪中，分到最艰巨的任务。和平年代，没有战场，演习场、练兵场、抗洪现场……就是我们军人，尤其是一名共产党员，体现自身价值的关键场所。

　　8月13日，也就是到达九江的第二天，我们硬六连上了长江大堤。只见200多米长的堤坝上，一艘吨位起码在1500吨以上的煤船，正堵在差不多50米宽的决口处。煤船的两头和外侧，是6条小驳船和一条拖船。此时，大堤决口处的水位虽然降了下来，但江水仍然不断地从船底和沉船之间的间隙，涌进决口。洪水滔滔，正在向九江市区蔓延，抗洪的形势十分严峻。

　　我们硬六连的任务，就是在沉船附近，向江里抛石料。这些石料，一袋袋都装在编织袋里。40多摄氏度阳光的烤晒下，编织袋热得烫手，百余斤的重量压在肩上，就像锋利的牙齿咬进肉里。大堤上没有一丝风，头上是火烤一般的太阳。热得只穿背心的我们，肩膀很快就被磨破了一层皮。大伙儿就想办法，找一些粗一点儿的竹竿和铁丝，扛、挑、兜，轮着来。

　　我们不是铁人，皮肤破了烂了，当然会觉得疼，可是大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在这样凶猛的洪水面前，个人的安危都已经不足挂齿了，更何况一点儿疼痛呢！我们一些战友，由于皮肤被石头刮碰，浸在脏水里的创面发炎，溃烂的伤口红肿化脓，看上去血肉模糊的。但他们却始终不肯休息，服几片消炎药又投入战斗。

　　实在是太热了，口干得不行，我们就拼命喝水，一天下来，能喝掉一二十瓶矿泉水。吃饭也不定时，七八点钟吃的早饭，可能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有时间喘口气，吃上一盒饭。在等轮船把石料送过来的间隙，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就稍微眯一会儿。找不到地儿坐也没关系，和战友背靠背站着也能睡。到了凌晨3点多，后方的石料暂时供应不上，我们就在煤船舱里找块地方，摊开衣服睡会儿。两个小时后，一声尖利的哨音把我们惊醒，战友们相互指着对方的脸笑。煤船的灰早已把我们涂成了“包公”，别说脸上，就连鼻孔和耳朵里，都塞满了黑糊糊的煤灰！

　　抛填了1000多吨石料，87个小时的日夜奋战，我们硬六连没有一人离开大堤，没有一人中暑，没有一人住院。这全都靠我们平时练就的一身“铁身板”。人民子弟兵嘛，累点苦点怕个啥，倒是附近的老百姓，看战士们这么辛苦，心疼得紧，忙前忙后地张罗。我记得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头上包着块毛巾，挑上来一整筐滚烫的茶叶蛋要给我们吃。我们哪儿有时间吃啊。眼看着茶叶蛋都要凉了，她急得不行，扯一嗓子就喊：“解放军同志啊，求求你们，休息一下，吃几个茶叶蛋吧！”可把我们给感动的。还有一位正在九江休假的湖北战士，叫邱正军，听当地的广播说硬六连的战士也在九江抗洪，就上大堤来找我们，想加入硬六连的抗洪队伍。后来的几天，他和我们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十多天后，九江决口的堤坝终于合龙。这也是我们硬六连的战士告别九江的时候。车子开过十里长街，九江的市民夹道欢送。我们在车上敬礼，老百姓高声地欢呼，使劲儿鼓掌，还把锣鼓敲得震天响。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忍不住湿润了。我感到了一名新时期军人肩上担子的分量以及把任务完成之后无上的光荣。

　　战争的时刻:第一次和日军面对面

　　受访者:李光善，1926年9月出生，安徽含山人，第1集团军原副军长。1943年8月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大功、一等功，被授予华东二级人民英雄、战斗模范荣誉称号。

　　采访者:夏海微

　　副排长、轻机枪手和我，一人揣着8颗手榴弹、一把大马刀，乘着夜色，一步步往日伪军据点挺进。后头还跟着三组共9名突击队员。我们仨是第一小组，战斗任务非常关键———如果我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哨兵摁倒，后面的队员就能在敌人毫无防备间，顺利突袭敌人的碉堡。

　　那是1945年四五月间，天气不冷也不热。晚上7点多，天空中零散几颗星，夜幕泛着深蓝色。日军的碉堡就在离我们50米不到的高地上。以前打的都是游击战，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真枪实弹和敌人面对面。我的血直往脑袋冲，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由于天色暗沉，日军哨兵的具体位置难以准确分辨，我们就走几步停一下，靠耳朵来判断具体方位。

　　应该说，这12名突击队员中，我是身份最特殊的一个了。其他人都是老党员，唯有我，还是个等待转正的预备党员。想当初突击队选人的时候，150多人的连队，谁不是热切盼望着能被选中，没想到这份好运竟被我遇上了。周围的战友羡慕坏了，都说“李光善这小鬼，运气这么好”。后来突击队队长告诉我，选中我，主要因为我在此前的游击战争中，表现得“很勇敢，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这次作战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只有四五支步枪，武器多是大刀、梭镖和手榴弹。而长井岗驻扎着的，是日伪一个加强排，有先进的机枪和掷弹筒装备。但正如队长说的，我们共产党人要靠精神和智慧作战，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冲锋在前，绝不退让！

　　快要到达碉堡外围的壕沟时，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副排长暗叫一声：不好，我们可能被发现了！怎么办？赶紧隐蔽到壕沟的外围。敌人火力从四面袭来，子弹就在耳边“嗖嗖”地飞过。借着火光，我们迅速观察地势。通往碉堡的唯一途径：吊桥，现在已经被敌人掀了起来。当务之急是要冲进敌人的碉堡，把吊桥放下，为后面的战友铺路。

　　副排长一声令下，我们仨立即猫着腰冲到碉堡后侧，用大刀拼命砍敌人的围子———用芦柴、竹子等交叉围成的栅栏。只听副排长一声闷哼，我下意识低头一看，呀，血红的鲜血，正汩汩地从副排长的脚踝处流出。我背起副排长就要往壕沟底下冲。“别管我……”副排长推着我，命令我和队友继续冲锋。高地爬不上去，个子高大的机枪手就蹲在地上，让我从他的肩膀上踩过去，再利用我绑着的绷带，将他拉上去。

　　不知道副排长的伤现在怎么样，也顾不得自己的生死，我们俩一边猛扔手榴弹，一边往吊桥方向跑。敌人也冲了过来。夜色太黑，人太多，他们怕伤及同伙，也不敢开枪，我们就拼刀。直到我把吊桥放下，突击队的火力冲上来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到底和几个敌人刀对刀地拼杀过了。敌人的手榴弹质量好，爆炸时间大概有5秒钟。这边从碉堡里扔出来的手榴弹还在地下打转，那边我们的战友就赶紧捡起手榴弹朝碉堡扔。5秒钟啊，稍有个拖延，这小命就算完了。怕不怕？当然不怕了，军人到战场上就是来战斗的，牺牲在战场上多光荣啊！

　　这场战斗最后以突击队1个重伤、2个轻伤告捷。敌人乖乖地缴械投降，我们扛着几十支步枪，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的副排长也被随后赶到的战友救走了，只可惜他的脚踝被子弹打断，留下了永远的残疾。

　　平常的时刻:为人民服务是没有终点的

　　受访者：孔胜东，杭州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司机，党龄14年。

　　采访者：罗坚梅

　　要找孔胜东，很容易。

　　白天，你到28路公交车站，那辆3-4808号车上的司机多半是他。车很好认，前面贴着“共产党员责任车”几个字。要想进一步确认，就要看车厢头上，是不是放着一只硕大的不锈钢茶桶———1999年6月1日开始，他就每天烧茶带到车上供乘客免费饮用，用掉的一次性茶杯都有3万多只，都是他自掏腰包。

　　每周六下午，他在火车东站，晚上，他出现在中山北路靠近百井坊巷口，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志愿服务。要寻他，到那里等着吧。

　　要采访孔胜东，却不容易———他几乎一直在忙。就像上周六，早上3点起来，他开始烧水，一只电茶壶、一只煤气灶，同时烧半个多小时，8热水瓶滚烫的茶水灌进不锈钢保温茶桶里，总有三四十斤重，从六楼家里搬下来搁到自行车的后座上。孔胜东的车子后座上放了个小孩座椅，女儿很少有机会坐，是用来带茶桶的，大家都开玩笑地说那只茶桶是他的“儿子”，7年来每天带进带出。

　　从采荷骑到大关，5点来钟。开公交车的时候，他很专注，每到一个站头，除了自动播报站名外，他会口头解释一下：要到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市体育馆的都在这站下，丝绸一条街也在这里……留心到老弱孕残，他会多摁几下“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的提醒；注意到眼睛乱瞟、神色不对的人上车，他会多讲两句，“小心看好钱包和财物”，以至于“反扒”小组曾开玩笑地说，“孔胜东，坐你的车没意思，没扒手可抓”。

　　下午1点，工作是结束了，他也不休息，在28路火车东站的“为民服务点”上开始志愿服务，不停地为过路人导乘、换零钱等。2004年5月1日起，一直如此。

　　傍晚5点，他骑车把茶桶运回家，匆匆扒两口饭，晚上7点至10点，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中山北路靠近百井坊巷口，为百姓义务修自行车。1986年3月5日开始，20年来只有五个晚上除外，四次是因公出差或参加表彰会，唯一一次私人原因是父亲去世。但之后他还是另找时间补上了。

　　我所见的只是一天，但这些事情，他已经做了一年又一年。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孔胜东，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是什么让他多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回想起初衷，孔胜东归因于一念之间，就想为社会做些事，做些实实在在的事，而且踏踏实实地做下去。要么不做，要么坚持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孔胜东的做人原则。

　　多年来，孔胜东也不是没有碰到过诱惑或委屈。志愿修车摊刚摆出来几个月，就有老板故意把车弄出点毛病，考察他的手艺，觉得挺满意就跟他商量，每月2000元雇他。孔胜东说，要是为了钱，我就不做这事了。也有人到孔胜东父母面前说闲话，说你们儿子介背时的，不要钞票白做做，是不是脑筋出问题了。风言风语蛮多，他的处理方法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辈子有没有碰到过关键时刻，孔胜东说有。1992年4月14日入党的那天，是他的人生转折点，党组织吸纳了他，让他心中的明灯更亮；2004年10月1日，作为全国劳模的他到北京参加55周年国庆庆典活动，与温家宝总理握了手。孔胜东不停地解释，其实自己做的事都很平常，可是得到的荣誉与鼓励真是太多太多。

　　当然，给孔胜东鼓励和支持的还有众多不认识的人。宁波有名小学生从浙江省小学生爱国主义教材上看到他的事迹，某个周六让父母带他到中山北路看看孔叔叔是不是真的定点免费修车，那晚下着雨，看到孔胜东的那名学生兴奋地说，“叔叔，你真好”。

　　2003年非典的时候，两位老年人跑过去找他修车，看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猜你可能不会来的了，不过想试试看。”外地人乘车后，觉得他服务挺好，看到车上挂了“共产党员责任岗”的牌子，赞一声，“杭州的党员，是好！”

　　这些，是压力，更是动力。

　　今后呢？

　　孔胜东很认真地跟我说，任何东西都有起点和终点，譬如公交线路，但为人民服务是没有终点的。想了想，他又加了句，我认为噢……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