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苏基朗效应”给予我们的启示

　　香港中文大学内地招生放弃了面试。“我们要把机会留给人才，不能让财富因素过分地影响人才的培养。”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校长助理苏基朗教授说。 “取消面试是一个反思。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机会公平，不能因为面试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外。我们要给更多人，尤其是家境贫困的学生以机会。我们是办教育的，目的是要改变学生的一生。那些小地方来的穷学生，他们的一生会被我们改变。因此，把资源投到这里最有价值。 “我们的原则是平均分配，把机会尽量平均地分配在各个省。这样，对比较穷的孩子来说，就会多一次机会。”

　　身在“中文大学”这样世界著名流学府的众望仰视中，站在“中文大学”这块世界级金字招牌的光环下，苏基朗却没有惯常的高傲、自以为是、清高，没有用都市的繁华富丽和“嫌贫爱富流行病”去轻视乡村、贫穷和闭塞。更没有迎合内地招生时尚，将优秀教育资源多分配给大中城市和“著名中学”。“繁华”不剥夺穷苦孩子的求学权益，高贵不忘记穷人的做人尊严。

　　用理性的制度保证所有人尽可能在教育机会选择中得到平等展示和人性观照，然后去考虑弱势群体的学习权益，营造平等和尊严的学习生态。教育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分享的平等资源，是通过平等手段和争取到的“人生转折机会”，进而达到“希望我们的学生学会对人、对社会都有关怀、有贡献、有责任感”的终极教育目标。——俯首甘为公平和贫困服务，这种教育风度和品位正是“苏基朗效应”可资借鉴所在。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贫困生留下了足够的尊严，为贫困家庭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空间，贫困孩子可以凭借奖学金(4年50万港币)和其他学生平起平坐。“我们的初衷不是把奖学金发给那些有钱的学生，而是希望帮助那些学习很好却没有能力来上学的人。”高校作为精神导师、人格引导的精神推动，以及教育应有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文性，受到充分张扬，让人感动。

　　我无意将“苏基朗效应”和内地大学相比，但又不得不进行这种顺理成章的事实对照。

　　不能说内地大学就患有“限贫爱富流行病”、盛气凌人，或是不人道，不厚道，缺乏温情，不够公平等等。二、三流高校已经达到了每年要交纳5000——8000的学费，如果再加上生活费，已远远超过了经济承受极限和社会经济能力，一个年收入2万元的家庭却要交纳每年至少1万元的学费教育开支，举步维艰。下岗工人和8亿农民的子女，他们又如何承受这高昂学费呢？——学校只知道收费，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和教育良心却很少受到重视。

　　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尽管说，要核算高校学习成本，出台统一学费计算标准，舆论热炒后，总会乏实际行动，“草根呼声“根本不能撼动高校收费的铁石心肠。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总是强调“国家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强调“学校发展需要资金支持”等。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都过分强调了学费的“个人投入义务”，放大了教育属性的商业性和赢利化，教育应有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文性受到严重抑制和萎缩。没有钱，那你就只能失学，屡屡发生“学费杀人”、“姐姐教师卖身供养弟弟上学”的残酷事实。

　　还有招生问题，中国不少重点大学都带有严重的地域垄断，学校所在区域的招生指标总是占据绝大多数优势，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不用达到全国重点分数线，当地学生就能够得到教育机会，而其他地方的学生要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这种人为招生不公已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可就缺乏解决问题的“破冰之举”。

　　“苏基朗效应”来了，来到了咱们的家门口，同样都是教育问题，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就能让人钦佩和赞叹。虽然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有别，但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有没有“教育要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教育思想和追求底线。办学者口口声声“国家投入不足”，为什么高校规模却在不断扩大，追求奢华呢？只是我们更在盲目关注硬件达标、设施一流、规模一流，而忽略了作为教育软件的教育信仰、教育良心和教育理性应该保持的理性风度和与时俱进。高校钢筋水泥越来越多，终极文化和灵魂熏陶越来越少，铜臭气息与日俱增。

　　教育部原部长张保庆说，很多教育乱收费就是地方政府造成的。在高校方面，不是同样存在着“地方行政领导说了算”的管理模式吗？如果他们借鉴实施了“苏基朗效应”，进行了必要的政策引导和修整，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创造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是可以做出效果的。

　　一个关于面试的小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就能如此苛求公平和善待贫困，而我们在招生收费大问题上，与他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苏基朗效应”告诉我们，多一些教育公平，多一些教育慈善品质，为贫困生多一点爱戴，让教育公平、教育责任早日与世界接轨，这一点应该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