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举报父亲包二奶”之终极救赎

　　近日，网上一则《女儿两上中纪委状告“包二奶”父亲》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式离婚》似乎找到了与“二奶现象”这个当下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的契合点。舆论导向一开始好像偏向母亲与孩子一方：在时报与搜狐网进行的网上联合调查中，参与投票的近6000人，有六成多都对女孩的举动表示认同。网友的大多评论都是从忠孝的角度来评判王静之举，有人以为王静是忠孝双全，他们认为此举可避免其父犯更大的错误，此孝之大者。另有一论说王静只忠不孝，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种亲亲相隐的原则，是中国几千年

　　然而事情正在起着变化：一边是“女孩谈举报父亲包二奶：这样做是为挽救他”（《新京报》6月22日），另一边则是“女儿举报父亲包二奶续：父亲称遭女儿诽谤”（《齐鲁晚报》6月22日）。女儿是一面之词，父亲也是一面之词。到底女儿是患了偏执症的“白眼狼”，还是父亲是道德沦丧的“败类”？现在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公众愈发不得要领。而在相关信息并不翔实的情况下，纠缠于是非的判断更像无的放矢。这样一件亲情纠葛能如此迅速地进入到大众社会的层面上来，除了道德、人伦大变的曲折性，大抵也是因为权、钱、色三者结盟的“二奶现象”，已成为公众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作为有一定官职在身的当事人的公务员身份，自然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件事作为旁观者虽然不能深入知道原委，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不该发生的事。面对如此的人生残局，王志华和女儿的路无论如何走，都是悲哀的。这起一地鸡毛的公共事件，不向“罗生门”的方向发展的途径，大抵有这么几种：

　　在利益表达和平衡机制中，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可以充当仲裁机构。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既然“家务事”已经演变成“天下事”，在造成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时，在报道中曾进行调查的各级纪检部门应站出来主动公布调查结果，澄清舆论。否则，一味的被动应对，只会将质疑的眼光引向自身。或者由央视《焦点访谈》一样的主体，想办法让这一家人聚在一起公开对质，并进行深度调查。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现在她的父母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挽救自己的女儿——如果他们还有责任心，还疼爱自己的孩子的话。归根结底，在整个事件中，王静可悲地扮演了父母婚姻失败牺牲品的角色，正是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宣泄才会采取这种在旁人看来过激的或者所谓不孝的方法。但从“反二奶网”上的激烈言辞来看，在王静眼里，此时的父亲是破坏家庭的罪魁祸首，她对父亲的仇恨已经非常的极端，父女之间进行沟通化解冲突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找回爱和宽容就有希望”更像是呓语。

　　“自己忍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这是王静父亲王志华在打破沉默接受采访时的原话。而笔者以为，仅仅澄清是不够的，既然个人的家庭事务已经演变成了一起公共事件，由王静创办的“反二奶网”引起的关注就可以看出。既然已经表示，“女儿的行为是对他进行诽谤和诬告”。如果真的没有包二奶，那么，打官司或许是终极的最有效的澄清方法。

　　引申一下童大焕先生在《王静告父“包二奶”无关“亲亲相隐”》（《东方早报》6月21日）一文中的观点：“亲亲相隐”是现代法律所应确定的个人权利，是国家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既然是权利而不是义务，那就意味着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亲亲相隐”或者选择“不相隐”，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王静选择了“不相隐”，不管其挽救家庭的努力是否能实现，甚至其后来的目的也许仅仅只是为了报复父亲，只要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都应视为其个人权利。笔者以为可以曲解孔圣人的名言以“父不父，女不女”概述之。不过，童先生的判断是建立于王志华“包二奶”属实的前提上的，换句话来说，如果王志华真的没有包二奶，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导出“女不女，父不父”：

　　从亲情的角度考虑，作为人父，王志华面对女儿的做法的确很难处置。但从法律而论，在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王静两赴北京去中纪委“揭发”告状，而且办网站对父亲大肆诬蔑，这就触犯了法律了。虽然有可能受到其一直端坐幕后不露庐山真面目的母亲的蛊惑与怂恿，但她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对自己的举动应当完全负责。王志华作为公民与父亲，完全可以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可要求法庭对王静判决时给予宽容。而如果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审出了幕后真正的主使者——一直没有出来说话的王志华前妻的话，王志华应当将其作为追究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