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帆远来

　　李 倩

　　撰文 金 叶

　　摄影 倪黎祥

　　2005年10月2日，瑞典哥德堡市，一艘名为“哥德堡Ⅲ号”的“古船”，扬起风帆，驶向中国广州。

　　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航行。因为它要沿循的，是一条二百多年前的古航线。这条航线，见证了18世纪中瑞贸易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从1732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除了3次目的地是印度外，其余全部都是驶向广州的。

　　74年，129次航行。不计其数的瓷器、茶叶、香料、藤制品……美轮美奂的东方商品，照亮了几百年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海上丝绸之路。

　　“哥德堡号”曾是见证这段历史的代表性商船。它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二大船只，在贸易的全盛时期，承载过数量惊人的货物。它的“一生”一共只有三次广州贸易之行，在1745年的第三次归途中，在距离目的地港口只有几百米的海面上触礁沉没，几百吨的商品，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可奈何地沉入海底，一睡就是二百多年。

　　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这些沉睡了两个多世纪的货物才终于“浮出海面”。那些瓷器竟然还在闪烁着幽幽的光芒，那些茶叶也依旧散发着清香。相隔两百多年的时光，海上丝路两端的人们，开始重温那段让人难忘的历史——

　　再建一艘仿真的古船，再走一回海上之路。桅杆上再次扬起洁白的风帆。时间在此刻倒流，一艘名为“哥德堡Ⅲ号”的帆船，在两百多年后，又一次乘风破浪在蓝色的海面上。2006年7月18日，它将再次莅临广州。它来自瑞典，来自二百多年前的遥远时空。

　　有一些东西，注定永远都不会被时间阻断。

　　海上丝路的黄金时代

　　有史以来，广州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

　　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以前。根据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万有书库》记述：“吾国古代之通商口岸，海道则有市舶，陆路则有榷场。唯唐以前，以无专司之设置，难以稽考，大略最重要而互市最多之可信地点有二：（一）广州……（二）巴蜀……”

　　唐代，广州已经一跃成为了朝廷唯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元代，广州位列7个通商口岸之首。清代，1757年~1842年，长达85年的历史中，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官方特许海外贸易的经营机构。

　　天时、地利、人和。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进入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被近代西方商人津津乐道为“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

　　瑞：美好而吉祥

　　唐宋两朝，来自印度、波斯、大食等地的蕃姓海商开始踏足广州，为这座港口城市描摹出了第一道异域的色彩，16世纪以后，来自大西洋的葡萄牙人先于其他欧洲人在广州口岸立稳了脚跟。随后不久，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接踵而来……

　　站在21世纪向过去遥望，我们已经很难想见第一批见到这些“海外来客”的广州人，他们的心里会涌起怎样的诧异。这些国度曾经距离我们如此的遥远，长久以来我们对此闻所未闻。而这些海外商人，他们的经营方式，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是大有异趣。有鉴于此，中国人开始给这些“夷商”打上了不同的“标签”：人多势众的英国商人被认为是“不驯服者”，后起之秀的美国商人被称为“恭顺”，而显赫一时的葡萄牙商人在乾隆年间已经被归入到“疲商”行列。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中，瑞典与清代的广州保持着最密切的商业联系。瑞典商人在广州口岸遵纪守法，清朝官员曰之为“西洋夷商中之驯服者”。这种美好的印象，从瑞典的国名当中就可见一斑。在清代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瑞典的国名是“瑞国”。在中文里，“瑞”字有祥和之义，这与英国被音译为“英吉利”、法国被音译为“法兰西”还有所不同。那时一个国家的商船初到中国，都要向当地的官府报告名号，由官府拟订其国名之中译，其后便会沿袭使用。瑞国之名，寓意吉祥，可见瑞典商人在初到中国之时，就已经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腓特烈国王号”的首航

　　与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最早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瑞典商业机构是东印度公司。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6月14日，1732年3月7日，该公司派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从哥德堡起航。从那时起，一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一共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其中3次是到印度，其余都是以广州作为目的地。

　　首航广州的瑞典商船，以当时国王的名字命名，叫做“腓特烈国王（Friedericus Rex Suecie）号”。船上大班叫柯林·坎贝尔，瑞典国王还任命他为派往中华帝国的全权代表。据说，坎贝尔原来是苏格兰商人，曾加入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到过印度，有数次来访广州从事贸易的经验，对前往亚洲的航线十分熟悉，瑞典东印度公司选择他担任首航广州的商船大班，负责贸易方面的事宜，可谓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腓特烈国王号”初航广州一事，在中文文献中也有提及，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瑞国通商自雍正十年（1732）后，岁岁不绝。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黑铅、粗绒、洋酒、葡萄干诸物来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

　　春夏出航，初冬返程，每次都要延续长达一年的时间。海上风波叵测，异域人事生疏，是什么吸引了瑞典商人在广州保持了如此长期而稳定的贸易活动呢？翻阅史料，会发现大约从1720年开始，中国与欧洲各国商船的贸易就已经基本上全部集中到了广州。当时最为强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派遣船只分别前往澳门、厦门、舟山（至宁波）和广州口岸，结果发现，舟山口岸的定海，只不过是一个小市场，商人都集中到了内陆的宁波，因为远离中心市场，以舟山为贸易地显然不尽如人意；至于厦门，那不是一个大的贸易市场，而且它的商人也不能够保护自己。1704年，英国商船“忠诚库克”号和“赫恩”号在厦门徒劳地等待了5个月，却始终无法进行贸易，最终悻然离去。17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安妮”号甚至因为防卫海盗的法令，而在厦门港口被困整整16个月。相形之下，广州作为外贸港口的优势显而易见：因为有着长期的对外贸易历史，广州商人不乏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而广州的官吏更加务实，愿意让外商进入港口贸易。对外商刁难的情形，在这里最少出现。并且，广州口岸腹地较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发展成熟。这里还有成熟的“行商制度”，“行商制度”是清代广州的外贸体系中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制度。清政府为了监管对外贸易，强令外商在华进行一切贸易行为都需要通过本土的商号进行中介，这种制度就是“行商制度”。只有实力雄厚的本地商行，还需要有官府背景才会被特批为“行商”，采购渠道便捷，保养条件齐备。所以，1732年，瑞典“腓特烈国王号”首航来华时，选择停泊在广州，是符合当时中国外贸实际状况的。

　　考察一下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年代，会发现比欧洲其他国家整整晚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意味着当瑞典开始雄心勃勃地在亚洲地区一展身手的时候，却发现沿途的地区基本上已经被瓜分完毕，各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禁脔。这从客观上要求瑞典东印度公司只能潜心于自身的商业事物而不作他想了。因为没有占领任何的殖民地，所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的东印度公司那样，有着殖民掠夺的不光彩历史，瑞典商人既没有向广州输入过鸦片，也没有参与过针对清朝政府的商业战争，留下的都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商贸往来的美好记忆。

　　“哥德堡号”传奇

　　辉煌的前世

　　1743年的3月14日，北欧的瑞典正在度过它每年当中最为漫长的冬季，白雪苍茫，春天依旧还躲藏在很遥远的地方。可是一大早，哥德堡市的众多市民就聚集在了港口岸边：瑞典东印度公司那艘功勋赫赫的商船——“哥德堡号”将于今天开始它的第三次远航。

　　这艘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城市——哥德堡命名的重要船只，是东印度公司所有船只中第二大的，它的船长42米，排水量有833吨。它可着实是个大家伙，要操纵这条船需要100多个水手！此时有几条小船正往来于船舷和岸边，它们给“哥德堡号”装载水、食物和葡萄酒。水手们都在甲板上忙着搬运着补给，并最后一次检查缆绳和帆。

　　它还很年轻，只进行过两次航行，而且目的地都是同一个——中国广州。很多哥德堡的市民都清楚地记得那两个日子，第一次是在1739年1月至1740年6月，第二次是在1741年2月至1742年2月。每次的航行都意味着长长的一年的时间。可是，如此漫长的等待却是值得的。每一次，满载而归的“哥德堡号”都不会让人们失望。

　　今天，“哥德堡号”又要开始它的第三次征程了。没有人意识到，这将是一次死亡之旅。

　　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出发没有几天，“哥德堡号”就在挪威附近遇到了风暴，被迫放弃穿过英吉利海峡的预定路线，而开始沿着不列颠群岛北部航行。

　　1743年8月29日，“哥德堡号”抵达印尼爪哇。由于食物和淡水严重匮乏，加上疾病的折磨，船上已有21名水手丧生。当“哥德堡号”准备从印尼出发驶往中国时，海上的风向又转为西南风。这表明，“哥德堡号”已经错过了季候风的节拍，它不得不在爪哇岛停留了整整8个月，等候冬季的西北风来吹动它的船帆。

　　一直折腾到1744年9月8日，多灾多难的“哥德堡号”才缓缓驶入广州黄埔，抵达它此行的目的地。在3个月的时间里，“哥德堡号”的船舱渐渐地装满了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366吨茶叶、100吨瓷器、19箱丝绸、133吨锡、11.4吨良姜、3.4吨珍珠、2.3吨藤器和1.8吨胡椒。这批货物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价值至少会在2.5亿至2.7亿瑞典银币呢！1744年的冬天，满载而归的“哥德堡号”从广州出发，开始返回它的家乡。

　　1745年9月12日这天，人们听说“哥德堡号”即将回家的消息，一大早就等候在海岸边上。看见了！看见了！凯旋而归的“哥德堡号”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然而，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在此时出现了——在港口的入口处，“哥德堡号”突然莫名其妙地偏离航线，驶进了著名的“汉尼巴丹”礁石区。刹那间，海水涌入船舱，“哥德堡号”慢慢倾斜下沉，带着庞大的身躯和满载的财富沉向海底。

　　由于周围众多的船只赶来救援，沉船上的船员们全部脱险，无一身亡。 “哥德堡号”的货物中，只有1/4被抢救了出来，但所卖得的价钱，已经使股东们赚到了利润，连船的本钱也捞了回来。可以想象，如果能成功返航，“哥德堡号”将会带来多么巨大的财富！

　　船上的上万斤中国茶叶，都被留在了海底。后人就此写道：汉尼巴丹海域，从此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茶碗！

　　期待的今生

　　秘密静静地隐藏在海底，却在不停地撩拨地面上的人心。

　　事实上，瑞典人几乎从未放弃过对“哥德堡号”“宝藏”的打捞。1906年至1907年间，两位海洋探险家杰姆士·凯勒和卡尔·里昂，再次对“哥德堡号”进行了打捞，共有3000只完整无损的中国瓷器重见天日。

　　1984年，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沉睡海底的“哥德堡号”残骸，这艘古沉船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引起哥德堡人浓厚的兴趣。

　　1986年开始，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发掘工作持续了近6年，打捞上来500多件完整的瓷器和8吨重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大部分是具有中国传统的图案花纹，少量绘有欧洲特色图案，显然是当年“哥德堡号”为特定客户专门订购的“烧瓷”。

　　更加让人们吃惊的是，打捞上来的部分茶叶色味尚存，至今仍可放心饮用。

　　在这个逐渐推进的“探宝”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变成了“古船迷”和“中国文化迷”，而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一群热心人的讨论中酝酿成形：以“哥德堡号”为原型，重建一艘仿古商船，沿着先人的航线，再次远航中国，把那个当年没有完成的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个近似于疯狂的建议，立即获得了喝彩，当然也有人质疑。然而随着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和文物越来越多，复制古船的想法获得了空前的认同。

　　“哥德堡Ⅲ号”基金会和新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鉴于“哥德堡Ⅲ号”的国际影响，瑞典政府决定以“哥德堡Ⅲ号”为原型，建造“哥德堡Ⅲ号”仿古木帆船，并且沿着先人的航线，重抵中国广州，宣传瑞典，发展瑞中经贸友好关系，推动国际交流！

　　2003年6月6日，“哥德堡Ⅲ号”在哥德堡举行了下水仪式。2004年的4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参观该船，亲自将一颗铁钉钉在了“哥德堡Ⅲ号”上。2004年9月3日，瑞典皇后亲自主持 “哥德堡Ⅲ号”的洗礼命名仪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生和沿途各大港口城市市长出席。2005年4~6月进行试航，8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起航仪式，10月2日从哥德堡出发开始复航中国之行。

　　而如今，“哥德堡Ⅲ号”正航行在茫茫大海上。

　　7月18日，将是它抵达广州的日子。